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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笋大年，父亲都会一个人回乡下住上一二个月。早年，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一边看竹林，一边挖一些春笋出售。随着父亲年岁的增长，我们劝父亲不要再回去，春笋被挖掉一些就挖掉一些，也值不了多少钱，有余有剩，总会长成竹林的。但父亲不听我们劝，坚持要回去。父亲说，我只要在那儿，在家睡也没事，别人偷笋就没那么大胆。父亲这话是有道理的，人在与不在，总是不一样的。
3月初，父亲收拾衣物，还有一些吃的用的，要我送他回乡下去。我推说有事，拖了两个星期。其实，我不想让父亲回去。一是父亲快80岁的人了，一个人住乡下不放心；二是父亲好像与从前有些不一样，所做的事情，比如教我如何献饭，与堂叔堂兄打赌，找锁还锁等，都有些稀奇古怪。父亲这样的状况，我们自然不放心让他去乡下。但他执意要回去，说如果我不送他回去，他就坐班车回去。我叫来弟弟商量。弟弟说，父亲自己想做的事，挡是挡不住的。他真想回去，就让他回去吧。说不定一个人在乡下安心一段时间，心里就不那么乱了。我把父亲送回乡下时，对同住村里的小舅说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让小舅隔三差五去老村看看父亲。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打电话给小舅。小舅说，老人天晴就去看看山，下雨就在村里走走，也会在可儿的小店里与村里的人打打胡骨牌，很正常，没事的。小舅这样说，我们就放心了。我和弟弟清明节回去了一次，扫坟，也看看父亲。那天，父亲买了肉，烧了午饭我们吃。
父亲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春笋已长得老高了，我把父亲接回城里。回来那天，父亲一定要我帮他做一件事——把他的床铺从五楼搬到一楼的柴火间。父亲说，一楼好，接地，踏实。我说，你在楼上都住10多年了，没什么不好呀，怎么突然想起要住到一楼？天气已渐渐转热，一楼蚊子多，不好住的。妻子也反对，说突然让老人住到柴火间，会让外人笑话的。但父样坚持要睡楼下，还自己动手腾空一楼的柴火间。我问父亲，说个理由吧，为什么要住到一楼？父亲说，不知为什么，现在觉得住在五楼像挂在半空，不踏实，心里空空的，住一楼就觉得安心一点。他还不让母亲一起睡到楼下，他说他要一个人睡。父亲这样说，我们只好顺他的意，让他睡在一楼柴火间里。父亲搬进柴火间后，轻易不让我们进屋。母亲在父亲出去玩时去过柴火间，母亲说，父亲不知从那儿弄来了许多符帖，粘在了柴火间的门后，花花绿绿，看起来挺怕人的。我说，不要管他。他信这个，只要他高兴，尽管让他贴去。
父亲精神出现异常是在5月下旬。一天深夜，父亲突然上楼把母亲盖的被子掀去，母亲问他掀被子干什么？父亲说拿去当垫被。母亲问你的垫被呢？他说他梦到他的垫被是以前奶奶的盖被，不可以用那床被作垫被。他老睡不着觉，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听到两个老人说话，我和妻子爬了起来。我让母亲把被给父亲拿去，妻子重新拿了被子给母亲盖，我则送父亲下楼，帮他把垫被换了。但父亲没有睡下，他要我与他一起连夜将那床他垫过的被子送回老家，烧到奶奶的坟前。我说外面那么黑，真要去，也要等天亮再去吧？父亲说，你不去，我自己走路也要去。你奶奶说了，这床被是她的，为什么垫在这儿了？她说她很冷，不把被子送去，就要冻死。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想让我们去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不然，他就不会罢休。我说，那你不要去，天那么黑，奶奶的坟地那么难走，你去了反而更难了。我把老二叫起来，让他与我一起去。弟弟来了后，我让父亲睡下，然后把那床垫被装进蛇皮袋。父亲睡在床上交代，让我们倒点汽油带去，把坟坪清理一下，再摊上被子，泼点汽油再烧。还说，不要把山烧去。我和弟弟说，知道知道。提起棉被，匆匆离开。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来问我，那床垫被烧得怎么样了。我说，按照你的交代，洒了汽油，烧得很干净。父亲长长吁了一口气，还微微笑了一下。我说，那被子烧了，奶奶肯定在那边收到了，你昨晚是不是睡得好一点了。父亲说，昨晚睡得可好了，你们走了一会，我就睡着了。
吃了早饭，我让父亲跟我一起去医院一趟。父亲说，我又没有生病，去医院干什么？我说没病也要看看。你看那些干部，他们也没生病，但他们每年都要去检查这，检查那。父亲说，他们花公家钱，不心疼。我说，你花儿子的钱，你也不用心疼。来到医院，我不知道该带父亲上哪个科室。严格来说，父亲吃得下，睡得着，并没什么具体的疾病。一会梦些这个，一会弄些那个，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内心弄出来的事。县医院没有开设精神科，我只好让父亲去看内科门诊。接待我们的是个姓周的老医生，当着父亲的面，有些话我不方便说。周医生开了验血单、心电图、脑电图等检查单子后，我让弟弟陪父亲去做检查，我则留下向周医生详细叙述父亲几个月来的种种表现。周医生说，如果把你父亲的这些事串起来想，感觉他头脑里一定在想一件事——那就是死亡。我推断，一定是他基于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怪梦，以致他说出或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周医生这样说，我突然意识到，父亲那次在车上与堂叔堂兄打赌，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一次认真的嘱托。我还意识到，父亲所说的算命的事，那一定也是真的，父亲肯定偷偷去算过命，而且不止在一个地方算过。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三四个算命先生都这样说，逃不了的。”是的，肯定就是算命的原因。周医生说，等验血和心脑电图出来，就可知道个大概了。不出周医生所料，父亲的血清和心脑电图并没什么异常，也就是说，父亲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并不是身体的病理原因造成的。周医生对父亲说，老人家的身体很好，再活个10几年没有一点问题。父亲说，呵呵，医生都说好听的。不过，我不怕，我都七十九了，去那边也是时候了。周医生说，去不了呢。听说你晚上睡不好，老做梦，我开点药给你，吃了就睡得着了。周医生开了点安神方面的药物，还让我们平时多与老人交流，也可以让他多与同龄的朋友熟人一起聊天，尽量分散他的注意力，最好让他开心起来，兴许慢慢就会好的。但这两点都不太容易做到。白天，除了母亲在家里外，我们兄弟都要上班。父子之间，本就没什么话题可聊。再说，父母亲是干不动农活才来城里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在城市没什么亲戚，也没什么熟人。父亲曾说过一句话，这地方人虽多，但比深山老林还要孤零。是的。说起来城里虽然到处是人，但能与父亲聊天的人却非常少。在人挤人的城里，父亲却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吃了周医生开的药，父亲似乎开心了一点。吃饭的时候，也会与我们说说话。白天，也会去紫竹公园去转转，与老人们聊聊天。他还对我说，等屋外的蕃薯苗长一点，他就要去松一松蕃薯地。他说蕃薯这东西性贱，一定要常常翻翻它的藤才会结蕃薯，否则，就会光长藤不长薯了。我以为，周医生的药起了作用，父亲的病可能已经好转了，就去周医生处再配了一些药，想让父亲吃得时间长一点，巩固一下。谁知没过多久，父亲又犯病了。而且，这一次父亲不是针对家人，而是民政局的一位女同志。那天上午，父亲来到民政局的财务室，要那位掌管志愿军生活补助的女同志把帐目拿给他看看。父亲平时，经常会去民政局走走，女同志也认得他，还泡了茶给父亲喝。女同志问父亲帐目有什么问题吗？父亲说他感觉工资被少发了。女同志说，不会的，都是按季度发，而且相同工资额的是一批人，不会错的。父亲一定要让她拿出来看，女同志态度很好，就把账目拿给了父亲。帐目的数字很小，而且父亲也看不懂帐目，父亲就想把有他名字的那张撕下，说要带回家让我和弟弟看看，父亲的举动，把女同志吓坏了。女同志迅速阻止了父亲的举动，把帐簿夺了回去。女同志说，我一模一样复印一份给你带回去，也可以叫你儿子到这里来帮你看，但不可以撕下。父亲不相信复印，说那样会有走作，就要撕下带回去才算数。父亲就因为这事，与女同志吵起来。父亲后来还摔了茶杯，吓得女同志都哭了。我赶到民政局的时候，父亲已被人劝开了。我先去向女同志致了歉，说父亲年纪大，脾气差，对不起了。女同志说这老头也算认得的，本来挺随和、挺讲理的一个人，想不到这次怎么会这样。那时，我真怕他把帐撕了。我准备带父亲离开时，民政局有位老同志对我说，民政局这一点补助，你父亲的生活开支可能不够一些，你们做子女的，也拿出一点吧，省得老人把气撒在民政局里。养儿防老，这是规矩，也是义务。听说你是个老师，为人师表，这些道理，一定比我们还懂得。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但是，我不知道作何解释。我是个孝子？父亲的精神不正常？我红着一张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我匆匆带上父亲，离开了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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