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菇民组织与菇民生活

    所谓菇民，按1948年庆元县长陈国钧所言：“只是普通民众中以做香菇为业的一部分人民而言”。“在其本籍，同样受到所属政府的一切行政管理……所不同者，在每年农历10月尾至翌年3月这一段时间内由于职业关系，必须远离家乡赴闽、赣、粤、皖、桂、湘、川、黔各省山地去经营香菇而已。以上各省山地菇业虽盛，惟其做菇者均系龙、庆、景三县菇民，外人不得其法，概莫能为。由此可知菇民并无其他特殊民族性质”，“菇民在浙江庆元，占总人口之70%，故庆元以菇著名和庆元人做菇驰誉于世，殆非偶然的事”。

    菇民上山前，均以同村或亲朋好友5-7人或10来人结成一伙，彼此以伙计称，在山上搭建一二个菇寮。每一伙实为一个核算单位，入伙人各自参股，无本钱而有技艺之菇民，则以雇工身份参加，取得工钱，而不参与分红。亦有少数遇上年成特好，香菇丰收发了财的菇民，自己长于寻找山场，拚山订约，而雇佣数十个雇工的。此类菇民部分地转为菇行老板而搞经销营运，经过长期经营与竞争，部分则成为菇民区之上层富裕人家。

    菇寮或其一伙人分设之小菇寮（小菇寮不搞烘焙与贮藏，而专供住宿看守等），均有一个掌权的头领或老板，有兼任管帐的，有擅长砍花的“老师”。多数菇民缺衣少食，即使为数不多的伙食钱，亦无法自行解决，上菇山只能徒步跋涉，沿途以自制之米饭团烤热，弄些山泉就食充饥，夜晚住宿租用一些破房旧屋，十分艰苦。此等菇民到达一地后，即向当地菇行老板预借菇款，等香菇收成，交货给菇行销售，扣除借款并利息，菇民迫于生计，在困境中，只能听任菇行摆布。但也有不少菇行为菇民排忧解难，在流通产销方面做了一些有利菇业发展的事。

    菇民上山后，即开始整理基础，搭建菇寮。每人凭一把柴刀、一把斧头，也有的带一把锯子，不几日，菇寮建成。仔细观察，其结构虽然简陋，却十分坚固。典型菇寮，长8米，宽5米左右，分成内外两间，垒以泥墙，上面横置长条杂木，盖以茅草即成。另有一种菇寮，四周直至房顶均以长条圆木交叉堆叠而成，称为“画眉笼”。此种菇寮，没有一个榫头，不用一枚铁钉，更无一只铁件将其固定，当然谈不上用水泥或其他现代建筑材料，却使其四周包括顶上十分严密，乃至可以关住一只小如鸡蛋的画眉鸟，故称为“画眉笼”。此种菇寮一般居住4-5人。

    菇寮最奇之处为其厨房，体现了菇山的原始人生活情景。水是用剖开的毛竹从山坑中引过来的，有的长达数里，贮水之槽为一些巨大的烂心或空心朽木挖制而成；烧饭用的铁锅置于堆叠的灶窝或三块岩石架就的地上，常以一段朽木竖置锅灶之旁作为烧茶水之锅窝。这种朽木长70厘米左右，直径30-40厘米，挖成一个置小铁锅子的小窝，再涂上黄泥，以防柴火烧着这段木头，即可作为烧茶之小锅子灶了。一个菇寮除了碗和大小锅子之外，再没有任何炊具了。所有绳索均取自山间野藤，所有用具均凭刀斧在山上做成。菇民衣衫单薄，自然只有围坐于菇寮内靠烧柴取暖以御寒了。至于睡的床铺，是用碗口粗、2米长的杂木当床板搭成的，一条破棉絮盖着2-3人。由于菇寮密不透风，大多兼做烘房，在深山里，柴火多，烤火取暖十分方便，一进入菇寮，寒意也说消除了。

    （4）香菇业与菇民区经济

    香菇业给菇民区以温饱与安定   菇民区自然环境险恶，粮食不能自给。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给菇民以大量赈济，菇民只有依靠自己的艰辛劳动，出外谋生。一个冬春从外面吃回来，种香菇换点钱买粮食回来；再就是由那些无法上山的妇幼去乞讨，以求生存。据1948年龙泉县长俞履德向当时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赫尔士报告：“龙泉县每年向松、遂、蒲各县购回大米18500担”。这些大米正是菇民下山时，从近邻的松阳、遂昌、蒲城等县购进的。香菇业困难时期，菇民生存困难，社会也不安定。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生产门路可以自救。

    香菇业为菇民区大批劳动力提供了出路   通过菇场延伸，不少菇民得以迁居外省。

    香菇业促进了菇民区商业、交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孕育了菇民的商品意识   菇民区内所有道路、桥梁、凉亭、祠堂、庙宇无不为菇业之银钱兴建，一些商业设施亦为菇业服务。菇民中的一部分具有商业意识的人士从生产转向经销。大凡闽、赣、皖诸省生产香菇较集中的大、中、小城市，都有这三县菇民开设的菇行。1948年，龙泉人有景德镇一市即开设菇行19家，在其本县还形成了21菇行连成一片的香菇街。不少菇行老板还以其资金介入商业之各个领域，如棉布业、百货业、木材经销业等。但历史上因香菇业而暴发成富豪者却不多，究其原因，是由于香菇业“实乃本少利薄之行业”，难以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