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学历 方言专著却受国内外专家赞誉

　　去庆元，采访吴式求老人，刚落座，她的老伴端上茶来，顺口说起一件事：“老吴现在还时常深夜两三点钟起床开电脑，拿他没办法呢。”

　　坐在一旁的吴式求温和地笑着解释：年纪大了，以前夜里突然想起白天听到的一个新鲜的方言字词，或一句民间谣谚，心想早上起床再记录，可往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学乖了，无论夜里几点，啥时想起来，马上起床记在电脑里。他的想法是，以后如有机会再出版自己的著作，就将这些新内容增补进去。

　　聊天中得知，这位一头白发的老者今年已86岁，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经历两次手术，现在心脏血管、肾脏血管、腿动脉内已安放6个支架。“如再发病，不能再动大手术了。”

　　就是这样的身体，面对自己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庆元方言，吴式求26年来从未懈怠，即使两次手术后，还接连出版3部专著。他抱出一叠这些年来的心血之作：2010年5月出版的《庆元方言研究》，2014年5月出版的《庆元谣谚》，2015年7月出版的《多姿多彩庆元话》，2016年12月出版的《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他说，还有一本最早印刷的120万字的《古老珍贵的庆元方言》(上下册)，自己已一本无存。吴式求感叹，最花精力和遇到困难最多的，还是《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这本书，因为要对庆元方言中每一个古音古字进行考证，很多字在普通字典、词典或电脑中根本查找不到，必须在大量古书中，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如大海捞针般一一去寻根究底。

　　老实说，若非亲见，无法想象这些砖头一样厚重的书，竟是出自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老人之手。而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著作还得到了国内外顶级语言学家的赞誉。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日本爱媛大学教授秋谷裕幸这样评价：“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庆元方言研究》和《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两本书，内容丰富，考据严谨，见解独到，是两本颇具功力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您为抢救、保存庆元方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分值得学习。”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小凡教授更是誉其为“从一个方言学的门外汉迅速走进学术圈，从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劳模转变成一名生产文化产品能手”的奇人。

    61岁起步 只身探索乡音里无尽的奥秘

　　1996年，61岁的吴式求从庆元造纸厂退休。40多年的基层一线打拼，让他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并赢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革新能手、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1987年党的生日那天，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来，辛苦大半辈子，也该好好歇歇了。可巧的是，刚退休这年8月，他从报纸上得知日本爱媛大学教授秋谷裕幸等学者专程来庆元，作为期38天的地方方言调查考察，他们将庆元方言誉为中国古语的“活化石”。“外国专家都千里迢迢赶来研究，作为土生土长的庆元人，条件得天独厚，为何不去研究一下呢？”凭着最初的这一朴素想法，原本对语言学一窍不通的他，一头扎进了研究庆元方言这一完全陌生的领域。

　　万事开头难。吴式求决定从基础学起，他找来《语言学基础》《语言学教程》《说文解字》等专业书籍，认真研读。同时，他开始记录和整理庆元方言的字和词，走街穿巷听市民街谈巷议，深入田间地头听农夫农妇唠家常。那时，他每月领着不到500元的退休金，仅够勉强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他说了几个细节：为了节省电，他在阁楼开了个天窗采光，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彻骨；常规资料也买不起，只好时常泡在图书馆和书店，边看边抄录；最初的《庆元方言》书稿不断修改完善，三易其稿，用去100多支圆珠笔，因付不起打字费，20多万字全部靠自己一笔一画刻写，长年累月，以致右手食指严重变形，像少了半个指尖。后来，当秋谷裕幸教授得到吴式求用蜡纸刻印的《庆元方言》初稿，想付给他一点工本费时，吴式求动情地说：“这个费用我不能收。您对庆元方言的研究功劳非常大，庆元人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吴式求越来越着迷于庆元方言的魅力：它的古音古字特别多，一些现在仍在使用的庆元话，追本溯源，可以在《诗经》《说文解字》《老子》等古书中找到出处。还有，它的词汇极其丰富，语词简单而又精练，俗语成语、谚语民谣精彩绝伦。在研究中，吴式求更是惊喜地发现：庆元方言的“古八音”一个都不缺，且完整保留了古代的用韵规律。他找来宋代官方编纂记载唐宋标准语音的韵书(亦即字典)《广韵》，将庆元方言的读音与书中的汉字注音进行比对，只见两者读音非常接近，音调保持一致的比率高达95%以上！换言之，庆元方言非常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中古音)。

　　庆元从龙泉分县，龙泉建县时间比庆元早500多年，龙泉始建于唐初，庆元始建于南宋，为什么龙泉方言中的古音不如庆元多？为什么周边地区唯庆元方言独具古语“活化石”特质？它从何而来？这曾是徘徊在吴式求头脑里始终不得解的疑问。

　　2005年，吴式求在参与编纂《庆元吴氏大统谱》过程中，这些疑问豁然开朗：它与一个叫吴祎的人和吴姓家族有关。公元904年，时值晚唐，吴祎为避乱和他的家人来到庆元，当时庆元尚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他们成了庆元第一代居民。吴祎家族世代在京城做官，他们带来了中原一带被称为“中原雅音”或“官话”的官方语言。由于庆元地理环境闭塞，在这片“世外桃源”，唐宋时期的京城“官话”就这样被较完整地保存延续了下来。而吴祎家族世代多为读书人，“耕读继世，诗礼传家”，历代人才辈出，使庆元方言文化积淀越发深厚。

　　吴式求用大量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及庆元历史渊源考证事实，大胆推断：庆元方言完整地保存了“唐宋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是中古音的文化遗存。石破天惊，一时间，庆元方言成了更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大众热议的话题。

　　“方言进课堂” 抢救中国古语“活化石”

　　吴式求说，随着年纪增大，身体每况愈下，他心中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庆元方言的研究保护，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而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年轻人不会讲甚至听不懂庆元话的越来越多——传承工作出现了危机；另一方面，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越来越少，深藏在他们头脑中来不及挖掘的语言宝藏也将随之而去——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多年来，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传承庆元方言从娃娃抓起”。从2006年开始，吴式求就在为“方言进课堂”做准备，他花费一年多时间编写出了一本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教材《多姿多彩庆元话》。2008年，庆元一位爱心人士杨晓荣找到他，拿出3万多元资金，印刷了5000多册，免费提供给庆元二中、菊隆中学学生试用，打响“方言进课堂”第一炮。

　　在吴式求心中，一直有个心愿：希望全县的中小学生，都来学习家乡这一古老的方言，都能看上《多姿多彩庆元话》。然而，这些年为出版一部部专著，除了倾其囊中所有，他还不惜放下尊严，为筹措费用四处奔走。但要完成这一心愿，仅凭其老迈之身，又谈何容易。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吴式求欣慰的是，他的梦想正渐渐地接近现实。2015年，浙江梦天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静渊被吴式求的精神所感动，出资十万元，出版该书，首印14000册。当年9月，向庆元全县中学生和小学五年级以上学生，免费发放该书13000多册，基本做到人手一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每年都要筹措经费，用靠卖专著换来的钱，印制该书近2000册，通过各个学校发放到全县五年级入学新生手中，连续4年从未间断。

　　搞学术研究需要钱。艰苦奋斗廿多年的吴式求，在这方面的投入不下数十万元。为解决经费问题，尝尽了不知多少辛酸。但当问及这笔巨款如何筹措时，他的回答却十分淡然：“还不是靠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苦干不停步 只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即使前路曲折，吴式求从未选择放弃，停下对庆元方言研究的脚步。

　　谈及近期成果，吴式求表示，去年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响应国家“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号召，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已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在推动、普及过程中却遭遇“瓶颈”。因为“方言调查记音难”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成为制约民间非专业工作者开展工作的“拦路虎”。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春节期间他放弃休息，日以继夜开展研究，反复琢磨，终于成功整理出一套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辅以若干国际音标、且颇具新意的《汉语方言记音方案》，基本解决了区分清浊、描述变音变调等问题。不同的汉语方音区只需根据各自特点略作调整，并稍加培训便可应用。

　　他自己对这一研究成果还算满意，已报请有关部门审查，希望能被采纳。下一步，他还将着手准备《庆元方言研究》第二版的出版工作，打算到时候将这一新方案也结合应用进去。

　　采访结束离开吴式求家，偶然抬头，瞥见墙上挂着块“庆元方言研究会”展示牌，心想吴式求肯定助手不少，就提出希望见见他这帮可敬的合作者。老人却脸上堆满苦笑说，哪来的助手，从头到尾就他一个“光杆司令”在硬撑。接着才道出原委：“研究方言出不了经济效益，既要贴工，又要贴本，这条冷板凳，谁愿意坐呢？”

　　在吴式求家，房间角落里和楼道上都堆满了已出版的专著，每一本都是他的心血结晶，为的是随时随地不忘讴歌家乡、宣扬庆元方言。

　　跟他告别，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眼前这位老者，难道不就是“当代的新愚公”？

　　靠着自己一个人，在方言的世界里孤独地、忘我地不断挖掘探索，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