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庆元

　　红军挺进师在龙泉县溪头村战斗中，获取了大量的敌人军事情报，得知浙江当局已将“围剿”闽北苏区的两个浙江保安团调到庆元以北的龙泉、浦城一线阻击红军入浙。庆元西南面的松溪、政和边境驻有国民党五十六师。庆元以东的景宁、寿宁一带有浙江保安第一团与福建保安第二团的联防，而驻守庆元境内的兵力较为空虚。挺进师决定，寻找战机，避实就虚，伺机打击敌人，并争取与闽东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讨彼此配合行动等事宜。

　　1935年3月26日，挺进师从龙泉边境进入庆元县四源乡(现属龙泉)，经上源、汤源到上济。下午3时许，红军到达三济乡中济村宿营。次日，把途中经群众检举抓捕来的3名土豪，处决2名，释放1名，并张贴了处决土豪的布告。布告署名为“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

　　27日晨，挺进师离开三济，顺溪而下来到庆元北乡重镇——竹口。国民党军自1934年8月30日遭竹口战斗惨败后，即增派保安部队驻守竹口，每天安排一个排的兵力至村中通往曹岭、小梅及三济方向的阜梁桥上查防巡逻。当日，刚换班的保安队远远看见红军向竹口方向奔来，就把桥头的木栅门锁上，妄图阻止红军过桥进村。在火力掩护下，红军上前砸锁开路。防守桥头的敌军见势不妙，即向山中逃遁。驻守竹口区的保安队还未等红军接近也开始逃跑。红军进村后，青年农民吴思水、吴守标主动为红军当向导，部队继续向庆元前进，经蔡山头、深鸟抵达县城近郊。国民党庆元县长黄济湘得知红军已进入庆元境内，为阻止红军进城，他下令拆掉了通往县城的阁门岭木桥板。红军行至离县城7.5公里的上庄村时，见有成群往村外逃跑的人。为查明情况，红军派小分队进村抓来土豪询问，得知原来是国民党利用豪绅地主到处散布谣言：“去年经过庆元的红军到江西后已被国军消灭干净……”，现突然见远处山路上来了这么多兵，群众不知所措，故纷纷退避。挺进师了解到庆元当局已有所准备，遂改道从距县城2.5公里的会溪村西折沿松源河直下八都(现屏都镇)。为避免突袭、有利防守，红军选择过河至对岸的余村村宿营。红军挺进师每到一处，都寻找机会接近群众，做思想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并向群众展示部队自身严明的组织纪律。人民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28日早上，红军离开余村经淤上、蒲潭到隆宫。隆宫村地霸吴某某等组织村里的大刀会数十人集结三门亭路口，阻击红军进村。他们号称“一心会”，着装奇特，临战不开口不说话，手持大刀，乱砍滥杀。红军对庆元的大刀会并不陌生，会徒中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生，是被有钱的地主豪绅所雇佣。红军对他们进行劝说无效，发生冲突，当场击毙4名会徒，其余会徒见状逃命去了。为打击恶势力，红军就地镇压了唆使大刀会的首恶分子吴某某。

　　英勇的兄长、妹妹和妹夫

　　引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镇压革命，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闽浙边根据地军民的革命决心。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根据地军民表现出压不弯、摧不垮的顽强意志。为应对国民党的“清剿”，游击队员展开英勇的反“清剿”斗争，面对敌人淫威决不屈服。根据地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巧妙地与敌周旋，暗中支援游击队。当敌人重兵“清剿”时，为保护群众安全，闽浙边地委及游击队及时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将与游击队来往密切但已暴露身份的群众作疏散、隐蔽等妥善安置。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以上源村保长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党员、交通员王贤进面对敌人的“清剿”，毫不畏却。当接到敌人通知要各地保长去小梅参加“清乡”会议时，他马上把这一消息转告地委。地委书记陈贵芳认为他此去小梅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若不去，定会引起敌人怀疑，会派人前来抓捕。那么，刚转移到这里的地委机关将会暴露，很快会像崔上一样，村庄被焚，游击队与群众的损失就会更大。”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他辞别陈贵芳，毅然前往小梅开会。果不出所料，王贤进一到小梅即遭逮捕，受尽酷刑。敌人屡次用刑，屡次失败。直到被杀害的头一天，敌人还在逼他招供。王贤进被押往刑场时，带着满身的伤痕，抬头挺胸，正气凛然。当经过小梅的元德店前，王贤进托店老板捎带口信，让妻子把尸体收殓回乡掩埋。王贤进用死证明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秘密。王贤进牺牲后，隐蔽在他家乡后山上的中共闽浙边地委机关没有暴露。当得知王贤进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同志们忍不住流下悲痛的眼泪，暗下决心要为烈士报仇。

　　事后，陈贵芳派警卫班长童益民前去慰问王贤进家属。童益民刚进村，就被暗藏在村里窥探游击队动静的敌人密探发觉和跟踪。此事被王贤进的妹妹王高凤(又名王高姿)发现。她迅速把童益民拽进自己屋里，迅速让童益民换下衣服，藏好手枪，叮嘱童益民称自己是王家表弟，躺到床上“装病”。跟踪而至的密探找上门来再三盘问，见童、王的对答都无误，又看不出破绽才离开。王高凤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沉着，机智地保护了童益民。她和兄长王贤进烈士被称誉为“英雄兄妹”。

　　周维权是良官田桐畲栏村的游击队交通员，系王高凤的丈夫，王贤进的妹夫。他曾出色完成护送地委书记陈贵芳和运送巨款给省委。后来，在敌人对根据地“清乡”时，周维权因曾参加过游击队的筹款行动而被小梅一土豪劣绅指认出来，遭逮捕被关押在小梅集中营。开始，他在狱中利用自己的名字“周维权”与“周维传”方言同音来应付敌人盘问，敌人问：“是谁叫你为共产党做事的？”他回答：“周维传”。于是，派兵到村里去抓“周维传”，才发现根本没有“周维传”这个人，得知“周维传”即“周维权”，属同一个人。敌人恼羞成怒。周维权成了小梅集中营第一个惨遭国民党枪杀示众的人。周维权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直到砍头示众，也始终没有泄露半点有关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

　　【济川桥】闽北红军一度端掉三乡联防队据点

　　济川桥位于庆元县黄田镇上济村，东南、西北走向，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建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间，庆元也是闽北红军开展游击斗争的区域。1935年2月，闽北红军独立师黄立贵所部的广(丰)浦(城)独立营营长周汝春(又名周国华)、政委叶全兴率200多人枪从浦城出发，进入庆元县到上济村，由该村交通站交通员鲍世芳带路，去攻打济川桥头的国民党三济、黄真、四源三乡联防队据点。因敌兵力足，据点房屋坚固，红军一时未能攻下，牺牲3人，暂时撤退。

　　数日后，独立营乘联防队上山砍毛竹、据点内兵力空虚之机，再次攻打敌碉堡，击伤联防分队长朱某某，联防队四处溃逃，成功端掉该据点。

　　独立营撤走后，国民党三乡联防队回村报复，抓住了闽北红军交通员鲍世芳，残忍杀害于上济村溪边，送到县城邀功请赏。

　　【半路亭桥】闽北红军等进出庆元的主要通道和传递情报的特殊场所

　　半路亭桥位于黄田镇陈边村，又名查洋桥、云岩桥，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复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乡民集资重修。

　　庆元廊桥数量多、分布广，桥上来往人员络绎不绝，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传递秘密情报的重要场所。

　　三济乡(现属黄田镇)等地作为闽北红军、建松政特委、闽浙边地委进出庆元的主要通道之一，常有地下交通员借助廊桥为掩护，传递信息，传达上级指示，通报紧急情况等。

　　1943年，建松政特委进入庆元，福建省委政治交通员章志廉与庆元地下交通员沈世达等多次在半路亭桥传递、交换情报、信息等。

　　【步蟾桥】红军先遣队转战庆元举溪

　　步蟾桥坐落于举水乡月山村水尾，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现存建筑为民国六年(1917年)重建。

　　1934年8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福建寿宁县硖头进入庆元县境。经龙溪乡荡口、后洋坑、岙里，向举溪村(时为国民党荷地区署驻地，即现月山村)前进。

　　8月27日，先遣队先头部队来到荷地区署驻地举溪村的村尾。他们从步蟾桥桥头下水，以溪坎为掩护，蹚着溪水向上游前进，在上游一公里的地方进村。位于村尾的是一个六角形3层大碉堡，由县保安团的一个分队两个班驻守。敌军乱放一阵枪后，见红军袭来，急忙退入碉堡内，紧闭大门，也不敢向红军开枪。红军政工人员写了一封说明红军宗旨和政策的信，用晒衣服的长竹竿挑给二楼碉堡内的士兵。保安队队长回信说不知道是红军经过此地，冒犯了。于是，红军只把碉堡警戒了起来，围而不攻。

　　先遣队在举溪部署警戒人员后，战士们有的发动群众分掉土豪家的粮食和食物，向群众了解前往庆元县城的路线；有的在村里张贴“欢迎大刀会弟兄们与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打倒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标语署名“北上抗日先遣队宣”；有的打扫祠堂、庙宇、廊桥等公共场所。当天，在举溪宿营。

　　先遣队月山村宿营地原址建筑因建设需要，已被拆除改建为学校。步蟾桥至今保护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