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红军排长与山后村的故事

　　1936年2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独立师200余人，与尾追之敌166旅所部在茶园湾开展战斗，战斗中闽东独立师排长陈凤翔被子弹击中，脚部受伤。因陈凤翔不能行走，为防止遭遇敌人，2名红军战士抬着陈凤翔绕山间小路赶路，行至距茶园湾最近归属红星社(当时山后村和发竹村合并为红星社)的山后村，此时陈凤翔伤势严重，必须尽快进行治疗救助，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红军战士决定入村探风，看是否有农户愿意帮助陈凤翔做隐蔽、治疗工作。

　　红军战士进入山后村，找到了村农会长、农会书记胡常仪、会长胡常显，试探性、委婉地说明情况。胡常仪、胡常显立即表态，请红军放心，将伤员交给他们，他们会努力做好一切隐蔽治疗工作，并立刻叫来了两个村民，和红军战士一起将陈凤翔抬到了距离山后村1公里外的猪章(土名)山上一个侧凹的半洞里，刚好能将陈凤翔隐藏。将陈凤翔安置好后，两名红军战士就告别山后村村民，寻找部队去了。

　　山后村有个“土医生”叫胡常燮，他经常给村民抓草药或者用一些土方法治疗一些小病症，颇有效果。村农会的干部当即叫了胡常燮来给陈凤翔治脚伤。当时农村有一种说法，新鲜的牛粪是一剂良好的药引，所以胡常燮每天天不亮就去农户家中的牛棚里，取来鲜牛粪，给陈凤翔裹脚，每天换一次。据胡常燮女婿回忆，胡常燮风雨无阻的每天来回奔波，大概20多天，陈凤翔脚上的子弹就取出来了。而且当时山后村村民受红色思想的影响，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知道本村藏着一名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既兴奋又骄傲，户户团结起来，封锁消息，对外默契的一致保持沉默，不透露半点风声，村民自发行动，为陈凤翔轮流送饭，保障三餐供给，风雨无阻。

　　大概2个月的时间，陈凤翔可以下地走路，打算去寻找自己的部队，但他对庆元的路况不熟，也没有相应的作战地图，不知方位，而且如果四处打听很容易会引起怀疑。这时候，胡常燮与另外一名村民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送陈凤翔寻找部队，因胡常燮常年行走于各县、市的山间小道，对山间地形路线极为熟悉，知道如何避开敌人。临行前，陈凤翔把一个斑驳的水壶、一件破军衣、一个手电筒以及2枚个人私章交给胡常燮，让他代为保管，藏在家中，防止遇上搜身的敌人。

　　三人披着蓑衣，拿着锄头，打扮成普通农民，伪装成上山挖草药的农户，趁夜色浓重就出发了。于黎明时分行至岭头乡，当时岭头乡驻有国民党乡团兵，每到天亮就要吹号，三人听到吹号声，立刻躲进山里。随行的一个村民听到号声，非常害怕，声称自己肚子痛，不愿意再继续往前走了，想要回去。这时，胡常燮斩钉截铁地向陈凤翔表示，他会继续陪同陈凤翔，直到找到红军队伍。于是两人继续上路，一边走一边打听，后听说政和岭腰有红军部队驻扎，胡常燮就带着陈凤翔穿过山间各条小路，终于在政和找到了驻军。

　　在政和的红军驻地，陈凤翔极力动员、挽留胡常燮，希望胡常燮能入伍参军，虽然胡常燮也想入伍、和部队打天下，但考虑到家里人口众多，而他又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顾念家中妻儿老小无人照顾，加之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也就婉言谢绝了陈凤翔的邀约。在陈凤翔的极力挽留下，胡常燮只在部队里呆了四五天后，就回山后村了。临走时，陈凤翔给了胡常燮一张纸片，告诉胡常燮，如果以后打战胜利了，他会回来找胡常燮，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报答山后村村民的救济帮助之恩。

　　因为当时经常有国民党、土匪出没，怕给家人以及其他村民带来祸患，胡常燮回到村里后，便把这张纸条藏进石洞里，后来这纸条被老鼠拖走了，无法找到。当时陈凤翔出发前，交给胡常燮的手电筒、红军衣、水壶和个人私章，由胡常燮交给当时的农会书记胡常仪。据胡常仪的孙子回忆，胡常仪每到农历的六月初六就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防止潮湿。陈凤翔留下的这些物件，除了生锈、破烂的军大衣、水壶、手电筒外，唯一保存良好的2枚公章后由村干部交到了镇政府，又由镇政府交到了博物馆，目前保存在庆元廊桥博物馆里。

　　陈凤翔在山后村的两个多月里，山后村无一人举报，上下团结，一心为红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彰显了山后村民红色政治觉悟。

　　不屈的夫妻

　　引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镇压革命，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闽浙边根据地军民的革命决心。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根据地军民表现出压不弯、摧不垮的顽强意志。为应对国民党的“清剿”，游击队员展开英勇的反“清剿”斗争，面对敌人淫威决不屈服。根据地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巧妙地与敌周旋，暗中支援游击队。当敌人重兵“清剿”时，为保护群众安全，闽浙边地委及游击队及时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将与游击队来往密切但已暴露身份的群众作疏散、隐蔽等妥善安置。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崔上村共产党员、民兵队长、贫农团主席周维赵，从红军时期起就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中共闽浙边地委进驻崔上后，他和妻子邱立妹继续担任交通员工作，并同时入了党。他们家的房子背靠大山，地理位置好，地委常在他家开会。地委领导称他家是“上可观天，下可看地。”每当地委召开会议，夫妻俩就自觉承担放哨警戒任务，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

　　1947年11月，敌人偷袭崔上村，周维赵被杀害，邱立妹也被敌人抓去关押在小梅集中营，他们的儿子在集中营中生病却得不到医治，最后夭折。邱立妹接连失去丈夫、儿子，却在出狱后强忍巨大悲痛，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与敌人作不屈斗争。当敌人再次来抓她时，她四处躲藏，给人当奶娘、做保姆以维持生计，可没过多久还是不幸被敌人抓住。任凭敌人如何严刑拷问，她始终坚持不暴露一丝一毫党的秘密。

　　二次出狱后，她躲避到仙庄村娘家。后来地委派程宗波、童益民二人前去仙庄等地联络坚持斗争的同志。出发前，地委领导特意吩咐：只要找到邱立妹，就能找到坚持斗争的同志。程宗波、童益民到仙庄村刚找到邱立妹，就引起国民党暗哨注意，遭到举报，被当地十几个保、甲长追捕。邱立妹见此情形，立即用游击队暗语通知他俩赶快撤离。她对追赶而来的保、甲长说：“他二人我认得，是前来收购土产的客商，愿用我和母亲的性命担保。”保、甲人员听后才不再追赶，程宗波、童益民得以脱险。

　　岭头乡富楼源村交通站

　　1948年1月，中共闽浙边地委及其游击队主力转移至与庆元交界的政和县岭腰一带。不久，地委为摆脱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再从岭腰转移至与政和县交界的庆元县举水、龙溪一带，并在此开辟新的根据地。地委选择以举水乡地虎坑为驻地，向周边的举水乡龙井面、龙溪乡冯家山、岭头乡富楼源等村拓展，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交通联络站。在组建过程中，富楼源村吴振财等进步农民无私资助游击队，有效地缓解了游击队的困难。

　　为有序推进交通联络站建设，4月，地委书记张翼、警卫员周吾来化装成生意人，经过多次实地走访、调查、研判，最终选择在富楼源村建立交通联络站。同时，游击队选择将距离富楼源村3.5公里的小毛洋自然村作为临时驻扎地，并精心挑选村民吴振财为联络员。村民吴振财义务为游击队当向导、探消息。在村民吴振财、吴起永、吴呈来等人的号召下，全体村民更是积极为游击队捐粮捐物，有效保证了交通联络站稳定运行。8月，因在富楼源村建立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意外暴露，红军游击队立即往福建寿宁方向转移。

　　游击队安全撤离后，富楼源村群众便失去了依靠，被国民党浙江安保队重重包围，村民吴起隆、吴起永兄弟二人不幸被敌人当场抓获。入狱后兄弟二人遭受了“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残忍酷刑，却坚决拒绝透露游击队的任何情况。地委书记张翼得知此事后，联合多方力量，顺利将吴起隆、吴起永兄弟二人救出。但因在狱中受尽折磨，回乡两个月后，兄弟二人便相继离世。

　　英烈的儿子

　　1937年5月，敌人得知白柘洋区委书记张立贵在老家欠坑村养伤的消息，便派兵前来清剿。他们包围村庄，抓走张的亲人和群众。为了抓到张立贵，敌人将他的父母妻儿两次押往浩溪据点囚禁。第一次被关在浩溪据点的炮楼里3天，第二次被关了6天。敌人妄想在张立贵前来营救亲人时抓住他。

　　后来，由于隔壁的吴家畲村叛变分子刘永高出卖，张立贵落入国民党兵手里。于同年6月被杀害，时年27岁。

　　张立贵牺牲以后，张家老小没了依靠，其妻也是吓得少言寡语，而革命形势依然复杂。张的姐夫担心再出事，劝立贵的妻子吴银花赶紧带孩子外出保命。经印浆村一亲戚帮忙，1938年正月，吴银花带着两个儿子从福建管辖的欠坑村，逃到浙江管辖的江根乡坝头村，与一吴姓人家共同生活。那时，大儿子张以章7岁，小儿子张以安5岁。为了活命，吴银花将两个孩子改名换姓——张以章改为吴其家，张以安改为吴其良，以避敌人来害。

　　张立贵生前，曾带部下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中打倒寿景庆一带许多土豪劣绅。这样的对象，江根后洋村就有一户。张立贵牺牲后，这些恶势力又死灰复燃。1938年12月一个大雪天，后洋村那个土豪劣绅的弟弟，脚绑棕毛，携带柴刀，悄悄潜入吴银花家，准备杀其母子三人，为哥哥“报仇”。进入吴家，因当时屋子里光线十分昏暗，看不到人，也听不到动静，他以为没人，反身欲出大院。被院内五六个老人撞见，看其打扮异常，知来者不善，遂谎称他这家人去江根了。那人出门后，老人们叫卧病在里屋的吴银花赶紧与孩子藏起来。那人追了一段路，见往江根大路的雪地上没有脚印，就又折返回来，气势汹汹地点了火把进屋寻找，见空无一人，方才恨恨离去。那时，村里男性许多都外出了，要是打杀起来，孤儿寡母必死无疑。

　　1939年3月，本地有个厉害又正直的人物出面对后洋那家人讲，那两个小孩的母亲是白柘洋人，现在居住在坝头，后洋地处坝头与白柘洋的中间，要是敢害他们娘儿三个，就是自掘坟墓，有人会马上灭了你。那人听了，方才不敢再动手。

　　哥哥吴其家(张以章)自7岁离开老家欠坑村，直到土改后才又回村，同时名字也改回张以章，2018年去世，享年89岁；弟弟吴其良(张以安)膝下二子四女，现年88岁,除1960年至1975年回村长住务农外，其余时期都是住在庆元江根坝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