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就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通道。”(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慎密侦察 分析形势

　　民国24年(1935年)4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先头部队从西管岚出发，经第八坑、黄土洋、兰泥至奔斋郎，25日主力部队进驻斋郎。斋郎村地处庆景交界，百山祖东侧，海拔1200多米，是庆元县最高的居民点。全村有600多人口，是当时的一个大村。从村里到龙泉的龙案村(桌案际)不足10公里，距景宁县的黄麻岭村仅有2.5公里。红军进村后把人员分别安排在祠堂内和几座较大的民房里宿营。师部选择在地势较高的村头叶光章等农户的房屋(是一座大宅院)，供首长商议及休息，并可以观察全村及周边的动静。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红军进村前，村民大都带上蕃薯干之类的干粮退到村后山躲藏，村里只剩下老弱群众。红军进村后，分头做群众工作，向没有躲藏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讲解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指战员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是为人民打天下的，有的在墙头上书写标语，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有的进行家庭访问，调查村规民情；有的帮村里搞卫生服务工作，把全村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村民只带些干粮躲避附近山上，认为红军只是路过暂住的。红军进村虽见大部分房子都是空的，推测群众是不了解情况而暂避，为了不让群众误会，凡群众门已上锁的房子都不去动它，有妇女住的房间都在门上做记号。红军进村后就驻扎下来，胆大的村民悄悄下山探情况，见红军只选择村民空着的房子或天井边住宿、休息，虽这么多人驻扎这里，而家里的东西一样不少，其他村民家里也是如此，而且房子被打扫过。红军见到后，告诉村民是自己的军队，并招待吃饭。村民了解红军后，上山通知亲人回家，躲在山上的人得知后陆续回了家。村民见红军和蔼可亲，言辞礼貌，纪律严明，还招待他们吃饭，深受感动，主动向红军提出，要帮助他们。

　　◎调查分析 民主决策

　　挺进师领导人带领纵队负责人和作战参谋，在群众的帮助下对斋郎及周边地形进行全面踏勘、布防，对敌情进行研究分析，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凭斋郎的有利地形与敌决战，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因为红军在寿宁上村遭敌军偷袭后，部队损失较大，尤其是丢失了发报机等通讯器材，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一时陷入了被动。有的指战员再次产生畏难情绪，害怕在浙江打游击。鉴于部队中的思想状况，师领导认为只有选择有利战机，重创敌人，教训敌人，灭他们的威风，才能鼓舞部队的士气。另外，敌军气陷十分嚣张，对我军紧追不舍，可以利用骄敌易上当深入的特点，采取各个击破策略打击敌人。

　　浙江保安一团李秀部1200余人和王逢欣独立营驻扎在景宁沙湾、英川一带布网围堵挺进师，闽保二团马洪深部1000余人尾追至庆元后广一线驻扎，福建新十师史宏烈部在寿宁托溪至庆元南阳一线布防，拦截挺进师入境。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边境地区的大刀会徒上千人在国民党当局唆使下纠集在合湖、兰泥一带，意欲拼杀红军。摆在挺进师面前形势非常严峻，敌我临近人数之比为6：1。

　　粟裕、刘英等师领导侦察、调查后分析，大刀会人数虽多，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容易对付。而闽保二团虽已深入庆元境内，但他们不愿在浙江冒险、卖命，浙保一团人多势众，且升官发财心切，是挺进师的主要对手，必将有一场硬战。

　　红军不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有利条件，而且掌握敌我双方战斗的主动权。战斗前是红军居高临下，扼守隘口，以逸待劳，而敌人的一举一动尽在红军的掌控中，且红军处于隐蔽状态，敌人进攻，必须向上攀爬仰攻，要突破红军阵地也是很困难的。双方交战后，必定形成易守难攻的态势。

　　斋郎村群众基础好，红军后勤供给有保障。斋郎村庄较大，有的村民曾远出闽、赣菇山栽培香菇，受到革命影响，对红军有所了解并怀有感情。此次红军进村作战，经宣传发动，一些村民主动给红军站岗、放哨，封锁消息，帮助修筑防御工事，承担部队后勤供给工作。同时，利用村尾3座水碓，帮助红军舂米，解决了部队吃饭问题。此外，村里有8户地主、土豪，储存的粮食较多，他们听说红军直奔斋郎村来，就带了些钱财逃到外地躲藏，不敢回村，使敌人失去了“耳目”。红军发动群众，开了地主、土豪的仓，分了他们的粮食，既接济了群众的春荒，又解决了部队的给养。

　　◎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

　　粟裕、刘英、黄富武、王永瑞等师首长对这次战斗进行反复分析、推敲，对每一路敌我战斗路线的安排，战斗人员、战斗力量的分布，都作了严密的部署，并考虑到挺进师如果遭遇敌人三面夹击，战斗失利后如何撤退等问题。

　　首先，他们根据斋郎村山岔路口多的地形特点，按作战需要，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在通往县城及龙泉、景宁等路口用篾簟搭起了5个简易哨所，封锁消息，日夜监视敌人动静。为了防止闽保二团从背后偷袭，由该村群众叶庆绪带路在村西南5公里外的梅岙----企坑岭头安插一个排警戒放哨，监视敌人的动向。

　　接着，部队预设了作战阵地，修筑防御工事，在进村隘口设置路障。根据事先侦察，村尾水口会龙桥，是兰泥、合湖方向进村的天然隘口，土名为“双漈下”，有200余米长的石阶岭，坡陡如梯，从山谷直“架”到村口会龙桥(古廊桥)。师首长分析认为这是大刀会进村的必经之路。为了阻止敌人进村，减少群众损失，把敌人引入预设阵地，就把桥板拆除了，又砍了一些大树横卧路中，准备了许多石块，安排少量战士坚守隘口。红军根据浙保一团驻地与战场距离情况，选派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小分队到3公里外景宁县黄麻岭----浙保一团进犯的必经之路上“等候”，诱敌深入。红军居高临下，可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并将岙头淤至黄麻岭一线的山梁预设为打击敌人的阵地，招引敌军“钻入”红军主阵地。左侧是大砻岭头，安排轻机枪手封锁黄麻岭至庆元、龙泉县城的通道，右侧是发洪湾至牧牛场，开阔山坡草地纵深千米，一旦战斗打响，作战部队就在这片草坪前沿撒开，直到斋郎往黄麻岭的大路。右边的猪头岩是红军重机枪阵地，这样既可以封锁敌人进攻，又可以扼制敌军逃跑。

　　为扩大红军影响，造成敌军以为红军要长驻斋郎的假象，诱敌深入。红军预设阵地，然后借助斋郎有利地形，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挺进师在战前派出以斋郎村群众为向导，分五路游击小分队到外围去侦察，扰乱敌人驻地附近村庄。一路到距斋郎5公里外的三堆村活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调查敌人的活动情况，逮住等候进攻的3名大刀会徒，并杀掉该村土豪吴某某家的猪，除留下部分连同粮食分给群众外，把3名会徒及猪肉、粮食带回斋郎；另一路到景宁的木耳口一带侦察敌人的行踪，并在沿途的温堆、黄麻岭等地打土豪、分粮食，当天返回，行程30公里。其他几路也到敌人进犯的各条线路侦察，随后返回。

　　红军经过多路调查获悉，浙闽两省边境之敌跟踪至庆元边界，已形成对红军包围态势，正向斋郎逼近。以李秀为团长率领的浙保一团从庆元东北面的景宁英川方向推进，前锋一营于27日至三堆村扎营；浙保王逢欣独立营奉命赶到合湖村助阵；福建新编第十师已在寿宁托溪至庆元南阳一线布防，阻止挺进师与闽东红军独立师会合，师长史宏烈命闽保二团深入庆元腹地后广村，追击挺进师。在国民党唆使下，龙庆景三县边区的千余名大刀会徒，亦在合湖、三堆等地集结，已完成进攻斋郎的武装准备。

　　红军还从3名大刀会徒口中获悉敌人进攻斋郎的确切时间。

　　27日，粟裕、刘英召开各个纵队干部参加的战前动员会议。会上，粟裕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认为浙闽两省敌人已接近斋郎，并形成三面环攻红军驻地斋郎村态势，战斗将在明天打响。在征询了各纵队干部应战意见及备战情况后，部署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刘英作了战前思想动员，各纵队要紧密配合，强调务必打赢这场硬仗。会后，各纵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指挥部在备战时考虑到，假若敌人三路合力同时进犯斋郎，战斗失利，部队可以从防守龙泉与庆元一线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面突破，既可隐入百山祖大山里，也可向龙泉境内撤退。另外，为防止不测，指挥部决定战斗打响前，要求非战斗人员带上重要材料撤退到斋郎村头后坑岙凉亭隐蔽。

　　

　　◎占据天时地利以弱胜强

　　4月28日凌晨，师指挥部为把大刀会、闽保二团堵截村外，在水口备了大量石块，在梅岙增派一个排。防守村尾水口、梅岙、岙头淤等关卡的红军经宣誓后，率先出发，进入阵地。接着，各战斗队随后按预定计划进入各自的防守阵地，等候来犯之敌。

　　粟裕、刘英等为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将相隔不远的岙头淤与牧牛场主战场构成一体，开战后可根据战况变化，利用隐蔽的横路、战壕来调动战斗力。早晨七时，战斗率先在村尾水口打响，千余名大刀会徒见上面有红军驻守，山路陡峭，路面桥板被拆除，沿原路返回200余米，改道直奔岙头淤，欲从斋郎村背后偷袭红军。早已等候岙头淤的红军在师宣传科长王维信指挥下，劝阻前来挑战的大刀会停止进攻，王维信遭偷袭受重伤，两名红军战士牺牲。红军被迫还击，毙伤大刀会徒五、六十人。大刀会徒原以为有刀枪不入的“护身符”罩着，上千名会徒见同伴倒下，再也不听指挥，掉头逃命去了。完成了该线作战任务后，红军留下部分人员坚守阵地，主力全部转入牧牛场，配合主战场作战。

　　红军主力隐蔽在约1公里长的牧牛场山坡战壕里，这里是景宁通往斋郎的必经之路，可挡住正面进犯之敌。轻机枪班居高临下封锁大砻岭头山道一线，重机枪班驻守猪头岩，侧击敌人强攻，打乱敌人进攻线路，这样既可控制敌人抢占制高点的企图，又可切断敌人的退路。轻重机枪遥相呼应，可以控制敌人进攻节奏与逃跑的通道。

　　斋郎战斗牧牛场遗址

　　红军进入各自阵地后，为便于协调指挥，粟裕、刘英等师首长带领参谋及警卫员进入设在牧牛场高处的指挥所，用望远镜查看红军三路四阵地及驻地防守情况。上午9时许，浙保一团第一营从三堆进入黄麻岭，与挺进师的侦察部队接火，红军首先一枪，击中敌军一名连长，接着边打边退，撤回到猪头岩防区，将敌人诱入预设伏射击区内。随后，李秀率领的浙保一团两个营从柳八际赶到黄麻岭，听到前面枪声，知道先头部队与红军交火，命令部队快速前进，扑向斋郎。敌人完全进入红军预设阵地后，红军的手榴弹、轻重机枪同时向敌群开火，爆炸声与长短枪声齐鸣，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李秀明知中了红军埋伏，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指挥部队拼命向红军阵地发起强攻，并亲自下轿督战。敌人从大砻岭往上冲，被大砻岭头的红军机枪手击退。敌先头部队也向牧牛场红军战壕发起猛攻，遭到驻守战壕的红军猛烈还击，又被驻守猪头岩的红军重机枪班侧面扫杀，控制了敌人的进攻节奏，连退路也被红军控制。此时的敌军是欲进不能，欲退无路，再次向牧牛场发起冲锋，战斗异常激烈。

　　浙江保安一团团长李秀在正面督战，红军击中他的手，一名卫兵受了伤。李秀被另一名卫兵救下逃跑。敌军失去指挥，无心恋战，想趁机撤离，可退路已被红军重机枪封锁。战斗持续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太阳将落山，敌军失去反抗力，粟裕见反击时机已到，即发出反攻命令。三纵队刘汉南一声“冲啊！”，隐蔽战壕的红军一起跃出冲向敌人阵地，三纵队的指战员冲在最前面。浙保一团共1200余人，号称实力强劲，但在红军挺进师指战员的英勇反击下，溃不成军，有的光着身子逃命，有的跪地举手投降，有的丢了武器躲藏在草木丛中。战斗中，防守企坑岙监视闽保二团的部队，也奔向主战场配合主力红军追击残敌，力量倍增。追击途中，红军捕获了敌军近200人。三纵队在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率领下，继续追击逃敌，一直追到5公里外的景宁洪源村，逃敌已把武器扔光，俘虏了部分敌军，见天色将黑，才下令停止追击。红军循原路返回，挑着大量武器弹药而归。

　　事后，斋郎村群众交口称赞红军人好心好又勇敢，说话算数，把敌人堵截在村外打，避免了群众和村庄的损失。

　　当挺进师与浙保一团激战之时，闽保二团也已离开后广村前来助战，但见红军在梅岙---企坑岙等隘口有防守，也不敢贸然突破红军防线，前往斋郎参战。

　　斋郎战斗打败了超过红军六倍之众的浙、闽两省保安团和庆景边境的大刀会共3000余人的联合进攻，毙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50支，各式子弹万余发。战斗中，红军有师政委会委员、宣传科长王维信等26名指战员英勇献身，另有3名战士受重伤。

　　29日，挺进师开始清理战场，处理战后有关事宜，将王维信等在战斗中牺牲的20多名战友的遗体一一就地安葬。当时，战场上三多，捡拾遗物的群众多，周围几个村庄都有人到战场去捡拾遗物；敌人丢下的尸体多，三五成堆，遍山都能看到尸体；山上的子弹壳多，集中的地方一处就能捡拾一箩筐。斋郎及附近村民用捡来的弹壳铸茶壶、小锅、勺子等，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铜壶、铜锅、铜勺。从“三多”足见斋郎战斗的激烈，交战火力集中。红军按政策处理俘虏，把受伤的留下，请村里的草药医师叶世森帮助医治，将其他俘虏集中后由政治部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政策、主张，再由师供给部按优待俘虏政策发给路费，悉数释放。

　　挺进师指战员又把缴获来的枪支集中由供给部作了检查，把完好的武器分发给纵队，将破损的长短枪共80余支、轻机枪2挺，撤卸了枪机柄，集中装入两副棺材，转移埋藏在乌沿坑山上(后被国民党保长发现，被敌人挖走)。红军在斋郎期间借用群众的物品也一一送还，少量被损坏的东西也折价赔付给群众。

　　部队打扫战场时，村里有许多群众跟去，主要是捡拾子弹壳。叶庆伙等青少年在山上捡拾到许多子弹交给红军，拾到废弹壳留给自己，回来后还得到红军的奖励，其中叶光昌父亲等人还捡到长短枪各1支交给红军。

　　红军把在战斗中受伤的指战员安置到叶庆奎家里，师卫生部的5名医生和10余名卫生人员全部投入救护工作，进行抢救治疗。为防敌偷袭，把3名重伤员转移出去。当晚，挺进师选派1支侦察部队，由村民叶庆绪带路先行，在三井溪村住宿，把2名伤员安排到可靠的群众家里，留下1名红军战士照顾，另1名伤员因伤势过重在路上牺牲了。

　　30日，部队吃过早饭，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全体指战员与斋郎村群众告别，由新入伍的战士叶庆绪、叶木生、吴可松带路，撤离斋郎，进入龙泉境内。

　　“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就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通道。”(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挺进师进入浙江月余，辗转于浙闽边境的庆元、景宁、龙泉、泰顺、松溪、政和、寿宁等县，不断遭到国民党保安团队的围追堵截和大刀会的骚扰，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尤其是在寿宁上村遭到闽保二团夜间偷袭失利后，部队一度陷入困境，产生了畏难情绪，有部分战士甚至再次产生害怕在浙江打游击的思想。斋郎战斗是红军挺进师战斗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它用战斗实例鼓舞士气，使广大指战员重新树立了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更坚定了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