菇民歌谣(mushroom grower sballad） 菇民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无固定形式，内容以反映菇民的生产和生活为主。浙江龙、庆、景三县菇民主要生活在海拔

    1000米以上的高山区，这里无霜期短，一年只能栽培一作杂粮或一作水稻，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菇民有歌谣说：“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火蔑当灯草”；“春三月断粮，夏三月借粮，秋三月缴租，冬三月上山（种菇)” 。这就是解放前山区菇民生活的真实写照。1948年，庆元县县长陈国钧的《菇民研究》中，曾有如下描写：每当冬初黄叶飘零之时，浙南龙庆公路上就会出现大批菇民，上山搭尞种菇，或远走他乡开辟菇场。菇民有歌谣说：“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含辛茹苦，艰苦奔波的真实描述。

    地处大巴山南麓川、陕交界一带的广元、南江、通江、万源、城口等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银耳产区。通江县的小江河向有“银窝”之称，但给耳农带来的确是无穷的灾难。据《万源县志》载：“近年政烦赋重，民间脂膏已竭，此项利息即为商人操纵，盖催款难缓，措办无法，每将耳山租与商人开办，有三年至五年始还山者，大宗出产，受经济压迫而忍让人，诚可惜也。”通川耳农中流传着一首《种白木耳歌）：“……县地纵横数百里，出产不过小江河。每岁销除难十万，上下讹传号‘银窝’。重税搜寻无底止，匪徒涎视积干戈。老转沟壑，少徙崖坡，田园荒废半烟梦”。

    有的歌谣则是对生产经验的总结，如《万源县志》中所记银耳栽培选场的歌谣：“宜下不宜高，欲藏不欲露，两山如夹耳，此中多佳处。丘陵防干枯，坟衍嫌沮洳（低洼潮湿的地带）；最忌是拔芽，绝任用遇茹。羊须草为良，马尾松已误；茂密杂树中，高涡人为度。周围绿阴浓，中泼日光路；除渣勿动土，剪草头仍故；地勿问大小，移置当稀布。”这首歌谣虽经文人润色，但多杂以地方俗言，仍能显露民谣的特色。

    近年来，为普及种菇技术，出现了一批种菇新歌谣，如黄年来《种菇三字歌》，张雄的（袋栽香菇五字经》，还有张华东的（蘑菇生产节气歌》等，都是继承中国菇民歌谣传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的优秀作品。（陈士瑜）1-65 芝与神话［Zhi（Ganoderma spp。)and Myth］有关灵芝的神话传说。上古神话是古代人民对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一种幼稚的、主观幻想的解释，是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介绍菌类形态、生态、产地、采集之法的（本芝图》、、＿芝图》、《肉芝图》、《神仙芝草图》、《灵芝瑞草经》等；介绍芝菌服饵之法的《黄帝杂子芝菌》、《灵宝服食五芝品经》、《服芝草黄精经》、《神仙服食经》等；介绍道家种芝秘术的《种神芝》、《种芝经》、《种芝草法》等，以及记载各地产芝经过的《祥瑞记）、《嘉瑞记》等 。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题解》、《遂初堂书目》、（贩书偶记》等目录学著录，出自魏晋道教人物之手的芝草类专著，估计约在百种以上。如此丰富的著述，在世界菌蕈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上述著作，除《太上灵宝芝草品》、《种芝草法》二书有赖于《道藏》的辑录而得以保存外，其余均已湮灭亡佚或偶存鳞爪，散见于各种类书中，对研究中国古代菌蕈学史，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对人工栽培灵芝的探索 在早期的道教著作中，虽然充满仙家种芝的神话，但他们并未完全沉溺于空泛的幻想，而注重实践。道家发明的种芝术，便是他们富有积极竞取精神的体现。在王充(27～79？《论衡·初禀篇》说：“紫芝之栽如豆”，它说明早在 1900多年前，人工种芝的方法便早已为方士们所掌握。从传世《种芝草法》来看，道家种芝术与中国古农书记载种菌法有很大区别，不但文字间充满神秘感，有些仪式是宗教性的，所使用原料和栽培方法也有其独特之处。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芝栖类》说：“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中(1522～1566),王金尝生以献世宗”。方士所用之“药”，在清代陈昊子《花镜》卷4中有较详细记述：“道家种芝法，每以糯米饭捣烂，加雄黄、鹿头血、包暴干冬笋，候冬至日堆于土中自出。或灌药人老树腐烂处，来年雷雨后，即可得各色灵芝矣。”由此可见，所谓“药”，就是含有淀粉、蛋白质和无机盐之类的培养料，可改善营养条件，有利自然中孢子的定殖和生长；其所以选定在冬至日，是因为低温季节施药，可防止杂菌污染。揭开神秘的外衣，可见道家种芝术和古农书上介绍民间种菇法源出一理，均能体现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与才智。

    由于道教世界观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道教对芝草的研究也有其错误或消极的一面。道教的“芝”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既包括多孔菌、伞菌和腹菌类等大型真菌的一些种类，也包括某些高等植物、动物以至化石，以及按道教的观念创造出来的“神芝瑞草”，“芝”已成一种超越自然的神化生物。因此，道教的采芝、饵芝方法也就带有神秘的宗教性。（抱朴子）说：“欲有芝草，人名山，必以三月九, 此山开出神药之月也，勿以山根日，必以天辅时，三奇会尤佳。出三奇吉门到山，须六阻之日，明堂之时，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以人山，山z，必得芝也。”“凡见诸芝，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徐徐择王相之日，设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从日下禹步闭气而往也。”至于眼芝，也有规戒：“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专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为佳”。这样，采饵五芝本身便成了一套宗教仪式。这种神秘的道教术数虽然起着加强芝草的神秘形象和提高道教社会地位的作用，但却沮滞了菌蕈学研究的深人发展。（陈士瑜）”1-67 芝与祥瑞［Zhi（Ganoderma sPP.)and auspicious Sigd」古代称灵芝为“瑞草”，并赋予一种超自然属性的神秘力量，认为灵芝的出现，是向人展示天意的吉祥征兆。这种观念的形成，固然与战国以来齐燕方士文化有关，但其根本原因，还是汉儒将芝草神化的结果。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刘彻，前156一前87）听从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便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它以儒家理论为基础，杂采阴阳五行学说，而建成的新的哲学思想体系。所谓“天人感应”，就是指天（包括自然界）和人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于天，而这些都是通过祥瑞或灾异来显示的。如《吕氏春秋·应同篇》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祥乎下民”。“祥”即“机样”，就是天向人显示的先兆征象。灵芝被称为“瑞草”，就是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如《孝经·援神契》说：“王者德至草木，则芝草生；善养老，则芝实茂”。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著作，如《孙氏瑞应图》《 尚书大传》、《白虎通》等书中，均有类似论述。因此，灵芝亦如传说中的“麒麟”、“凤凰”等“祥兽”、“灵禽”一样，成为反映圣王德政或儒家伦理道德的“祥瑞”。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乃作芝房之歌”，“赦天下”。其事被记入《汉书·武帝本纪》。此后，在历代官修史书中，有关“现芝”、“献芝”的记载，不绝于书，《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芝草纪事》称得上是一部芝草纪瑞的编年史，它记载许多有关显瑞、表贺、勒石、赦天下、封禅、上尊号的盛典。

    在古代笔记小说中，还记录了一些为正史所未载的史事。《古今诗话》说：“宣和间(1119—1125), 王将明赐第，既而以梁生芝草为奏，车驾临幸，适久雨梅，润芝坠地。京师无名子有为十七字诗曰：新公新赐第，梁上生芝草；为甚落下来，胶少。”在《挥尘后录》中，也揭发过类似骗局，对芝草纪瑞无异是一个嘲弄。

    对芝草纪瑞之说，某些卓有见识的学者是持批判态度的，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说：“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人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他，诚为迂谬”，是十分中肯的。

    直到今天，在我国人民群众中，以及世界各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各民族中，以灵芝为吉祥物的仍大有人在，但就其本质来说，早已摈弃儒家祥瑞之说的迷信成分，而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