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确实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这里，不仅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景观，还有着许许多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稀有财富。庆元方言就是这样的一宗宝贝。

    请听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如何评价庆元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郑尚芳：“庆元方言是浙西南方言中保存很多古老特色的吴语方言，很有研究价值。”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曹志耘：“庆元方言位于吴语和闽语的交界地带，保存大量古代汉语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师大语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潘悟云：“庆元方言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语言宝库。”

    日本爱媛大学语言学教授秋谷裕幸：“庆元方言保存古音如此之多，实属罕见，堪称方言中的‘活化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小凡：“庆元方言给予我们的学术营养是丰富而又稀有的……”

    人们也许要问：方言随处都有，何以惟独庆元方言能够与众不同，特显珍贵呢？这样的方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又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我们的答案是：这与最先来到庆元，最早开发庆元的吴姓先人有关，与历史文化村的大济人有关。

    唐代以前，庆元尚属一个待开发的地区，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自从一个叫做吴祎的京官和他的家人避乱来到这里之后，面貌才开始改变。

    吴祎是晚唐时人，为避董昌之乱，于公元904年举家迁来庆元，公元1004年又举家迁居大济，他和他的后人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开发创业，繁衍生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庭，其后裔遍布全县各地，不少支系还向省内外扩展，有的甚至发展到了国外。据1988年统计，庆元吴姓人口共59864人，约占全县人口数的1/3，是首屈一指的“庆元第一大姓”。

    吴祎及其后裔不仅是庆元地方的开拓者，也是庆元文化的奠基者，庆元方言的缔造者。今天的庆元人所讲的方言，基本上就是吴祎及其家人带来的当时的京城话与吴方言的混合物（因吴祎世代都在朝中做官，在吴语区山阴一带也生活了较长时间）。后来庆元虽然不断有外姓的人迁入，并且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方言，但都没能形成气候，这些晚来的方言很快就被吴姓人的语言“同化”了。

    庆元方言之所以珍贵，除了保存的古音古字非常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她的文化底蕴异乎寻常的深厚。

    如果你是个细心人，平时中要稍加留意，就经常可以从人们的交谈中听到“……之故”、“无良”、“多谢”、“不堪言”、“犹则可”、“苦无当”、“心不在焉”、“贪得无厌”、“死而无变”、“不能之够”、“颠倒乾坤”、“有你何多，无你何少”之类的文言词。而这些文言词又往往出自于识字不多甚至一字不识的农妇村夫之口。这种现象，曾经让许多外来的客人们为之惊奇不已。

    再从形容词程度的表现手法来看，庆元方言中表达得尤为精彩。她不像普通话那样只有“很”、“极”、“非常”等几个程度副词作点缀，而是差不多每个形容词都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修饰词。比如“很硬”、“很软”、“很轻”、“很大”、“很滑”、“很紧”、“很苦”、“很黑”、“很暖”这几个词，庆元话分别叫做“铁硬”、“鞭软”、“砧重”、“屁轻”、“天大”、“鳅滑”、“鼓紧”、“药苦”、“墨乌”、“灰暖”……。这种“用名词作状语”的表现手法，实在高明透顶，精妙绝伦！非常值得现代汉语的学习借鉴，并加以移植推广。

    吴祎世代都是读书人，深知文化和知识的价值。打从卜居庆元伊始，就以传播文化为已任，“耕读继世，诗礼传家”。他们一方面辛勤耕耘，开拓创业，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兴学办教育。经过一代接一代的苦心经营，“秀者为仕，拙者为农”，终于开创出人才济济、良材辈出的局面：一个不过300余人口的小小的大济村，居然进士成堆，自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至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短短二百三十二年间，就陆续涌现出了26名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村”。

    庆元方言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的缔造者是无数文学功底特别扎实、具有特别出色的想象力和丰富创造力的文化人。

    大济是庆元吴姓的发祥地。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这样的人文环境，才孕育出了这颗璀璨明珠——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庆元方言。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庆元方言其实也就是庆元吴姓的方言，大济人的方言。
庆元方言是18万庆元人民的骄傲，更是这个县吴姓子孙的骄傲，大济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