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山区古处州龙泉，自古出青瓷，它以“土质细腻、釉水青翠、色泽晶莹”而闻名于世。

　　在对龙泉窑认识不足的年代，一提龙泉窑，一般人们的概念只限于龙泉南乡大窑、溪口、金村出品的传统所谓的“哥窑和弟窑”，而往往把瓯江中上游两岸丽水、云和一带和龙泉一水之隔的闽江上源庆元竹口一带丰富多彩、规模浩大的青瓷窑址忽略一边，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界一直没有停歇对龙泉窑的调查研究工作。1957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多次对龙泉、庆元及瓯江沿线的古瓷窑址进行了调查。在前后几次工作中，发现了一批新的窑址，除陈万里先生《青瓷与浙江》和《中国青瓷史略》两书中所提到的几处外，有不少新的、重要的发现。

　　庆元是与龙泉毗邻，地处浙闽边陲的一个山区县。随着龙泉窑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庆元境内也发现了大批青瓷古窑址，这与龙泉窑青瓷的历史渊源有着密切联系。庆元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析龙泉县地建置的，而龙泉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析松阳、遂昌两县地建置。追流溯源，800多年前龙泉、庆元两县本是一家，庆元古瓷窑的历史也就是龙泉窑的历史。这些古青瓷窑址的发现，无疑为研究龙泉青瓷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龙泉窑窑床

　　(一)庆元片区龙泉窑遗址的基本面貌

　　庆元县境西北部的黄田、竹口、黄坛到新窑一片，当地习惯叫“北乡”。竹溪之水，自北而南，向福建省境内流去，是闽江支流松溪的上源。而龙泉境内与之相邻的金村、大窑、溪口的梅溪，则是向北流入瓯江的。瓯江、闽江流域在这一带南北分水。庆元境内的龙泉窑遗址主要分布在竹溪两岸的近水缓坡，主要位于竹口、炼泥碓和新窑三地，从地点及瓷器特征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

　　一区：炼泥碓窑址

　　位于竹口镇练泥碓村，距竹口窑的中心产区不到十华里。驱车从龙(龙泉)庆(庆元)老公路枫堂村入三坑公路行进数分钟即可抵达。小村仅有几户人家，临溪依山而建，村舍一带即为窑址所在地。窑址堆积不厚，遗物较少，地表采集瓷片有元明过渡期特征，器物主要是炉、碗、盘等日用瓷，胎质灰白致密，釉色较为青亮，与竹口中心窑场同期产品基本类同。炼泥碓，顾名思义，是制瓷取土、碾土、陶洗之地，早年可见水坝、水沟及大木从溪岸埋入溪床的水碓作坊遗迹和石碾、石臼等遗物。从窑址堆积情况看，该窑生产期不会很长。从村名来看，更接近是一个提供瓷土原料的地方。

　　二区：竹口桥头山窑址

　　位于竹口镇西岸桥头山，古有廊桥架于两岸通行。因地表暴露窑具瓷片少，一值未受关注。从窑址采集出土显然不同风格的瓷片判断，此地应有两条窑，但面积都不大。一处为碗、盘、盏托类产品，胎釉较粗劣，制作也谈不上精良，很像是北宋时期的产品；另一处是宋末元初窑址。20年前，庆元县“文管办”曾进行了探挖，范围虽小，但堆积甚密，出土碗、盘、洗类器物，瓷质垫饼圈足托烧，修坯规整，仅见外壁刻莲瓣纹器，大多素面无纹饰，以釉取胜。该窑产品器形精巧，胎薄致密，釉厚青润，可比大窑、溪口同期上品，在竹口一带窑址中独树一帜。桥头山两处窑址产品各有独立性，也明显有别于竹口中心窑场，似乎也找不到传承关系，很值得去研究。

　　三区：竹口窑址

　　位于竹口镇的后山，从竹上、竹中、竹下三个村跨越五华里集中连片的狭长窑址分布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竹口窑址。这里，才是竹溪流域真正的典型窑场，也是继大窑、金村传统窑业渐退后，于明代兴起的一个龙泉窑瓷业中心。据民间传说，古时竹口瓷窑林立，有36支窑。这当然不是确数，只不过是形容当时这里瓷窑之多，瓷业之盛。从今天遗留下来的众多窑址中，当年窑场林立、烟火相望的瓷业生产盛况，还是依稀可辨的。在竹口后山坡，后期的许多村房民舍就建在窑址上，早年，竹口老村遍地瓷片窑具，低头可见，唾手可得。

　　结合窑址区位和产品特征等要素，竹口窑址大致可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间：A区位于竹上村“枫堂”一带；B区位于竹中村“后窑陈”一带；C区位于竹中村“后窑许”一带；D区位于竹下村“后门山”一带。烧造时代始于元末，至明中晚为鼎盛时期，清初走向衰亡。“枫堂”和竹下“后门山”两处窑场以产日用瓷为主，产品略显单一，工艺较简。“枫堂”可见简单的刻划莲瓣纹的碗类器物，时代稍早。“后窑陈”“后窑许”两处窑场碎片堆积如山，应有多条龙窑。几年前，一处村民挖基建房，曾暴露多条窑床并列叠压关系，堆积层厚可达5米。这一带，所产瓷品琳琅满目，有日用瓷、陈设瓷、文房瓷等，凡此种种，应有尽有，如碗、盘、碟、盏、洗、杯、暖碗、高足杯、花瓶、三足炉、壶、罐、盒、花盆、烛台、灯盏、鼓凳、俑、塑像等。另一类为仿青铜器产品，也是该窑瓷品的独特之处，有花觚、鼎式炉、尊、爵杯、钟等。每类瓷品的样式也多变化，炉随处可见，有兽足、圈足、乳足、双耳多种，盘类有五花口盘、八角盘、菱花盘等。瓶、炉有的体型硕大，瓶高可达80厘米，炉口直径可见40余厘米；胎体一般都较厚重，胎质致密程度不一，胎色普遍白中发灰；施釉有厚有薄，大多为玻璃质透明釉，有的为乳蚀釉，呈色以青绿为大宗，次之有淡青、青中泛黄、青灰、翠绿等；装饰手法基本承袭宋元龙泉窑的刻、印等方法，工艺上虽比宋元时期逊色，但在装饰题材上却有所拓展，有各类花草植物、鱼虫走兽、水波云纹、山水人物、历史故事、几何纹样、吉祥字款等等。

　　以往，一般认为竹口出产瓷品难称大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竹口窑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不能以一盖全。竹口窑不但器形繁多，装饰繁复，这里也有一部分质量上好的产品，如有些大花瓶，工艺精美，釉色纯正，上者近梅子青色，可谓同期龙泉窑的经典之作。

　　由窑址所在“后窑许”“后窑陈”等地名可知，当地大族许氏、陈氏，他们的祖先可能就从事烧窑行业或瓷器买卖。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竹口许氏宗谱》记载，许绍琳公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来竹口做生意，“生理获息十倍”，弘治十年(1497)索性就从江西临川老家，搬来竹口定居，是为竹口许氏的始迁祖。另据《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族谱序》记载：“我祖英十一公名绍琳者，本临川人，客游斯土……择白泥山下居，其地古哥窑也，后之人遂因而名之后窑许……”这里所说的白泥山之“白泥”或为瓷土原料高岭土，“古哥窑”应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龙泉窑。1934年，陈万里先生来竹口调查古窑址，当地陪同的“许君”说：“他的祖先从江西迁来，在明末时候，已有两代，如此推算起来，大概在天启年间(1621-1627)，移家来此，为的是做瓷器。当时姓许的迁来竹口以后，买得山地极多……许家原藏有制造瓷器的秘本，最近已遍觅不得。”(陈万里《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龙泉访古记》)许多年前，庆元县“文管办”还在竹口民间征集到一件器身刻有“柏房许”字样的花瓶，应该与许氏烧窑有关。

　　陈万里所记许氏徙居竹口的年代，偏晚了一点，但明确说徙居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瓷器生意，传说大体可信。自“绍琳公”徙居竹口后的十五世纪，正值竹口窑的兴盛期。当然，烧窑也不算什么光宗耀祖的事，《许氏宗谱》交代来龙去脉，语焉不详。

　　窑址堆积面

　　四区：新窑窑址

　　位于竹口以南约十华里的浙闽界地新窑村。新窑是龙泉窑衰落期的一个窑场，烧造年代为明晚直至清代早期。这里有并列两处窑址，相距约百米：“樟树脑”窑址，器类非常简单，都是碗、盘等日用品，很少具有其他器型。普遍胎体厚重，施釉较薄，纹饰较简，仅有少量呈青绿、豆青色釉产品稍精；“枫树脑”窑址，瓷品相对前窑更为单一，烧制拙劣，釉色灰暗。

　　竹口窑式微，零星的青瓷烧造活动，转移到了更加下游的地方，也就是新窑。陈万里认为，“新窑”之地名，是相对于竹口的“旧窑”而言的。

　　(二)庆元和龙泉属地瓷窑的名实问题

　　到目前为止，庆元境内所发现的古青瓷窑址，除了集中在竹溪的竹口——新窑一线，还有与龙泉金村一溪之隔的上洋一线。上洋古窑与金村窑实质上是同一区域的窑址群，是龙泉窑系中面积很广、烧造时间很长的一个窑场，这里所产的五代宋初的刻划花淡青釉类瓷器，被学术界确认是龙泉窑的早期产品。

　　在析龙泉地置庆元的当时，两县分界如何？因两县在明正统以前的县志均早佚，无可查考，然在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雍正版《浙江通志》引《龙泉县志》说：“龙泉片产窑器，青瓷窑昔在琉田、道泰、大其洋……，瓷窑昔属剑川，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遂属焉，近亦窑户稀绝矣”。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绝对，但也很值得去细思推敲。自明洪武三年撤销庆元置巡检司后，治所设在查田，又把小梅一带与庆元的大片区域(除新村、荷地两个区的大部分)划为巡检司辖地。庆元复县后，县界又经多次变动，致使原来“龙泉窑”的一些重要产地也跟随政域的变迁而屡更隶属。所以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龙泉窑出龙泉县，以绿色匀净，裂纹隐隐，有朱砂底者为佳。自析置龙泉入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泉几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窑，仍称龙泉，亦可笑也”。这虽牵涉到“名”与“实”的问题，但要知道，“龙泉窑”青瓷是因原产于龙泉而得名，它不能以产地的辖属变动而受到影响而名实混淆。

　　龙泉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在青瓷同类中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明陶宗仪《辍耕录》与清程哲《窑器说》对龙泉窑的评论所说，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当然，在各类青瓷中，它们也与龙泉窑一样、各有千秋，互显其长。比如，柴窑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越窑则以其“产秘色瓷器为宫廷供物”而著名。因此，我们对于各类青瓷的特点就不能混为一谈，假若张冠李戴，势必又在名实问题上造成混乱。

　　当然，窑业随政域变迁屡更隶属，并不影响龙泉青瓷的声誉。庆元古青瓷窑，其历史完全是属于龙泉窑的。再进一步说，就是庆元在建县以后的古窑，也应视为龙泉窑青瓷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不应把历史割断。

　　(三)多时代多窑口并存的瓷文化区域

　　闽江支流上源的竹口，虽以烧造龙泉窑青瓷为主，但实际上陶瓷烧造历史则早于龙泉窑，还有个别窑场专烧龙泉窑之外不同风格的瓷器，在浙南地区非常少见。

　　竹口和新窑之间的黄坛村发现的黄坛窑址，根据其造型和胎釉，烧造年代当在唐代。黄坛窑是浙西南山区一带已发现最早的一个青瓷窑，证明这一地区在宋元以前，已经烧造青瓷了。同时也说明，在竹溪流域烧造瓷器的历史可推至唐代。黄坛窑虽不具有龙泉窑形成的基本特征，但也有观点认为，它是龙泉青瓷萌芽期的一个窑场。无论如何看待，黄坛窑的存在，与这一地区陶瓷生产的关系，是不可辩驳的。

　　南宋时期，在竹口镇对岸“潘里垄”，有两处专烧闽北建窑风格黑釉茶盏的窑场，产品与建州(福建古州名)地区如出一辙。同期的浙南地区青瓷窑，瓯江上游的龙泉，飞云江上游的泰顺、文成县，通常也兼烧少量的黑釉盏，以迎合当时的市场。但像潘里垄这样纯烧黑釉盏的专业窑场，则极其罕见，已知浙江境内唯一。处州、建州山水相连，这里又是建溪的上源，青瓷的产区，烧造“建盏”可以找到地域文化联系。

　　明代以来，景德镇青花瓷，风行天下，龙泉青瓷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明清之交，竹口中心窑场曾经在青瓷窑中兼烧少量青花瓷。我们在竹口青瓷窑址中，捡到过青花瓷的残片。而在竹口镇对岸约五里地的下济村，有一个专烧青花日用瓷的窑场，从其外底图章款鉴定，所产瓷品年代为清代早期。器物造形匀称，胎体白而致密，釉色青亮，青花色料纯正，纹饰取材丰富，可比江西原产青花瓷。该窑如何兴起？与竹口江西许氏有无关系？我们不得深知。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明清之交，竹口中心窑场瓷业衰退后，放弃传统的青瓷生产，另辟窑场改烧青花瓷，救亡图存的竹口窑工，以寻求点点重生的机会。

　　从这里的情况出发，再联系唐代黄坛青瓷窑、南宋潘里垄建窑的发现，这种多时代、多窑口并存的现象，说明竹口一带龙泉窑瓷业之所以这样发达昌盛，除了龙泉窑自身的发展因素外，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关系。

　　(四)竹口窑产品外销路线的调查和讨论

　　众所周知，瓯江是龙泉窑青瓷外销的大动脉，龙泉窑中心的大窑、金村、溪口以及云和、丽水等地的青瓷很大一部分是沿着瓯江水路销往国内外市场的。那么，处在闽江流域上源的竹口窑场，其产品又是怎样走出大山的呢？

　　浙闽山区的庆元，有7条主要溪流，以洞宫山脉为分水岭，向西北流入瓯江，向东南流福安江，向西南流入闽江，故有“水流两省达三江”之说。竹溪和流经庆元县城的松源溪之水，在县境的西南角新窑村前并流，汇入闽江支流上源松溪。松溪至建瓯合崇阳溪后称建溪，至南平入闽江。竹溪和松源溪有机地构成了入闽水路的重要道通。据《松溪县志》记载：“1970年前，松溪上游可通小型木船、竹木排筏，下游四季通航。”浙闽边区，自古就有互通商贸海运的历史，竹口一带水路筏运和陆上交通由经新窑入闽，庆元至松溪的古道也是庆元山货出口和南货进口的重要通道。

　　在今天看来，只是小镇的竹口，古称“闽浙通衢”，往来龙泉、庆元两县之间的官路，古已有之。据《庆元县志》记载，全县仅有官道(驿道)一条，即由庆元通往龙泉县界，计程七十华里，设驿站(铺)七处。途经“北乡”的官道上，竹口平岭岗村(原名梓亭)设有梓亭铺，竹口大泽村设有大泽铺，再往北走设有枫树桥铺。此外在竹口还有一个伏石关，长驻兵守卫。

　　说到瓯江源头的水运，不得不提曹岭这个地方。号称庆元北大门的曹岭，距竹口约二十华里，是庆元至龙泉官道的界点，在瓯江上游水系的源头。与梅溪一水之隔的龙泉小梅镇，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区，金村、大窑、溪口均在镇区，沿着曹岭旁的梅溪溯流而上约十五华里，即为金村窑及码头。据当地口口相传，曹岭自古以来便是瓯江源头上的一个重要商埠码头。古代龙泉青瓷是否在此转运，史料不详，我们无从查考。这里说一段曹岭“过塘行”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期，福建省会闽侯(福州)沦陷之后，日军封锁闽江，作为瓯江水运枢纽的梅溪就变成了联接闽浙海运的唯一渠道，庆元县南北乡与福建政和、松溪的士特产——毛边纸、笋干、木材、毛竹在此汇集输出，温州、上海等地的食盐、布匹等物资在此输入，远至福建下四府的物资也有赖于这条运输线供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舟楫沿溯梅溪之中。据调查，当时蚁集于曹岭码头的船只，最多一天有1200多艘，从大王潭到现在公路桥下收购组外面长约一公里的溪面，变成了水上闹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天然条件之下，作为中转站的过塘行业，就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过塘行原是旧中国经营运输业务的行栈，主要业务为代客办理内河民船航运或人力运输货物，代缴纳捐税等，从中收取一定手续费，作为营业收入。据调查曹岭全盛时期共有山货行33间，多数是温州、云和及庆元南北乡人开设的。……闽北松、政两县及庆元县南乡的木材，沿安溪、槎溪水运至松溪木城起埠，再用人力肩背至曹岭，其它毛边、笋干等均用肩挑，经曹岭过塘行集散……”(摘自庆元文史办公室1988年《庆元纵横》刊载文章)

　　据民国后期庆元县长陈国钧《庆元县情简编》记载：“当时庆元全县年产杉木20万根，百合粉500担，茶叶2000担，毛边纸16000担，桐油2000担，松香1000担，绿笋10000担。这些土特产再加上闽江封锁期松溪、政和的土特产也经此外运。”陈国钧在《庆元县情简编》中，曾把曹岭称为北区重要市镇，说有“人口上千，大都温、处移此经商”云云。据调查，当时确有三个省13个县的人在从事经商活动，故后来曹岭203户人家就有42个不同姓氏，可知言之不谬了。而今，留步曹岭，可见一些“昔日门庭”和“斑驳老街”，曾经盛极一时的曹岭山货过塘行，在过去历史时期，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龙泉南乡有一个客家聚居地叫毛山头村。毛山头“客从何来”？族谱有记：“……原籍粤东镇平，以故土扰乱不可居人，遂于清乾隆初叶，携妣氏假道闽江至于龙泉”云云。这说明，这一带往来浙闽的驿道和水路古已有之，从原居地广东镇平县借道闽江来到龙泉有近千公里，细想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上述材料，并无记述窑事，但我们也可从中得到一些认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和想象，竹口一带的瓷品除少量供应当地及周边市场外，绝大部分提供外销的产品由水路输往远方。龙泉青瓷海外贸易始于宋元，直至明代。从竹口窑的产品和规模来看，它参与了广泛的外销贸易。一般认为，龙泉及东区出产的青瓷，多由瓯江经温州入海，而庆元的青瓷，则由闽江经福州出口。其实，也未必完全如此，两地瓷品也有可能由南(闽江)、北(瓯江)两条线路交错转运。龙泉、庆元本来就山水相连，文化相融，大窑、金村的青瓷，也可以借道挑到庆元的竹口新窑这边来，经由闽江，扬帆起航，竹口的青瓷也可以顺路输送到梅溪的曹岭码头那边去，转运瓯江，漂洋过海。

　　(作者系丽水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员、丽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