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整理书架时，几本“红本本”映入眼帘，其中一本是捐赠证书，思绪一下子又把我拉回了两年前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2022年7月1日，我带着“慶邑姚村”印章来到庆元县香菇博物馆。我参观过数次香菇博物馆，但这次很特殊——由工作人员引领，从大门一层一层走进会客室，如此“庄重”，还是第一次。

　　在铺着地毯的会客室里，馆长双手戴着白手套接过这枚印章，放入事先准备的盒子里。站在镜头前，我捧着三本红彤彤的捐赠证书，异常开心。

　　其实，这是一群人的喜悦，也是热爱文化的有力见证。

　　2021年12月22日晚，省政协《联谊报》记者周大彬、县文保所陈化诚，在庆元县乡土文化群中建议，准备从福建省松溪县乡土文化爱好者何理兴手中购买“慶邑姚村”印章。消息一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说其转让印章。

　　在群里，何理兴历数印章的好处：设计巧妙，保存完好，仅此一件。收藏家、古董鉴赏家马未都曾说，在收藏界物以知为贵，印章上的文字让买卖双方洞悉信息，明晰价值。据说，为淘得此印章，何理兴硬是和朋友“磨”了几个月及送出了名贵茶叶礼品。他还推测是古代衙门的印信，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我认真研究后则用自己掌握的收藏知识反驳他：官家的印章有规定的制式，从印章的文字和形状看应该是民间的印章。

　　这枚印章长宽高分别为3厘米、1.6厘米、3厘米，形状不规则。印章设计巧妙以书卷纹为底框，书卷内刻文字“慶邑姚村”，文字隽永，笔力苍劲。经年累月的洗礼，印章放在手上已很轻。根据字体结构、木质的老化程度，我初步判断是晚清到民国时期文人使用的书画闲章。过去，黄田、竹口一带盛产毛边纸、瓷器等，产业兴隆，村民运输货物，需印章作为凭据，不排除具有村集体印信的功能。

　　印文：“慶邑姚村”。“慶”的含义颇为喜庆。一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二是“福泽”。《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三是“德、善”。《书经·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邑：古时县的别称。前面两字的释义锁定庆元县。然而我翻阅材料，得知县域内姚村和姚家村不是一处。

　　查阅光绪版庆元县志发现，姚村在庆元县境的北面，靠近龙泉县且位居交通要塞。据乡土文化爱好者沈亮介绍，姚村古称“窑村”，因其地产瓷器而得名，这在当地《李氏宗谱》中有记载。随着瓷业的衰落，姚村在宋朝末年出现了转机。姚舜明是南宋岳飞的舅舅，随带龙泉制瓷工艺迁居到大窑，其第六代孙从龙泉大窑又迁移到窑村，因文人的兴起后改村名为“姚村”。《庆元县志》中写道：“姚村为十二都之一”，曾是黄真乡政府驻地。该村聚落的分布形状呈团块状，村内有284户人家，共计923人。

　　一百年来，姚村尽管几次乡镇区域调整，还依然在庆元版图上。我推想：姚村靠近福建省的浦城、松溪，地理位置特殊。越是环境特殊的人们，乡愁总是流淌在血液里，他们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是庆元县。庆元人自宋朝开始种香菇，自此走南闯北，体会过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因此，每每遇到开心的事情，便乐于分享，遇到困难更愿意寻求老乡帮助。正是这种互帮互助的原始精神，使得庆元人从古至今深爱着这片土地。远在他乡的游子，回望庆元的方向以解乡愁，听闻家乡的讯息倍感亲切，看到“庆元”二字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慶邑姚村”是何人所刻呢？我想，它或许出自文人之手，他在举手投足间早已把“慶邑”镌刻在心田，他或许想在自己的书籍里留下红色的印记，让后人永远记住庆元是自己可爱的家乡；它又或许出自德高望重的乡贤之手，他有先见之明，要把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名刻在印章里，让这光辉的名字永续流传在翰墨书香里。印章虽不是珍贵材质，但代表着文化的留存，历史的见证。

　　一时间，群里对这枚印章的价值等讨论，也异常激烈。说实话，在那样的场合下购买老物件确实没有底，因为好东西往往物以稀为贵。在大家的助推下，想出了好办法：让何理兴以半卖半捐的形式出让。最后，我与周大彬出资买下这枚印章，并商定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博物馆，因此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县香菇博物馆收到捐赠品后，向我们三人颁发了捐赠纪念证书。“庆元有那么多关心、爱护乡土文化的人以及县委县政府对文保工作的重视，令我很感动。因此我愿意把心爱的印章转让给他们。”何理兴感叹地说。

　　感念何理兴的“割爱”，转让了“慶邑姚村”印章，成就了一段美谈；感怀乡土文化爱好者们的支持、关爱，开启菇乡特殊印章的“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