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隐洞书院是大济进士的摇篮，从宋仁宗天圣二年到宋理宗宝祐四年的两百多年间，共培养二十六名进士。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历史的深处看到其直冲牛斗的文华之光，但豹隐洞书院却只是在历史的烟云中神奇而神秘地存在着。《庆元县志》之简略，《大济吴氏族谱》之隐晦，使得豹隐洞书院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解开这个迷底，我们先从《大济吴氏族谱》中有一篇肇基始祖吴崇煦的孙子吴畀为其写的《行状》探寻蛛丝马迹，有关的内容节录如下：

　　公力学之余，仍治家事，散敛之际，未尝欺抑，随所多寡，必有所予。年三十，慨然叹曰：“与其因于末俗，曷若自休于山林，与其溺于货利，曷若存心于为善”。遂于竹坑庄名其地曰“豹隐洞”，构亭阁凿池沼，道衣杖履，逍遥其间，今亭沼故迹、竹林松径依然，尚存侄格，非所居是也。公四子皆俾就学，时温、处间，居人不尚文教，惟乡与建安迩，闽中数号多士，凡游学之人，有学优望重堪为师友者，则延于此楼，俾子弟相从，今此楼尚在妙观之左，先妣每道其详，谓其为妇时所亲见，尝执宾客馐膳事。

　　这篇《行状》是吴畀告老还乡后，担心先人芳泽寂寂而记录下其行踪，根据相关资料可知，撰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宋徽宗时期，距吴崇煦创办豹隐洞书院已一百多年。宋人崇道学，吴崇煦也不例外，从其《行状》可知，吴崇煦在三十岁正值壮年的时候，便想隐居山林，潜心修身，笔墨自娱，于是把山中精舍“竹坑庄”改名豹隐洞，正如文中所述“构亭阁凿池沼，道衣杖履，逍遥其间”，并且让他的四个儿子和吴家子弟在此读书。吴崇煦认为，当时的温州、处州学风不是很好，幸好家乡松源与福建建瓯比较近，并且闽中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凡是“有学优望重堪为师友者”，都请到豹隐洞书院，或交为文友，或为子弟授业。这座豹隐洞书院在妙观的左边，吴畀还特别交代了他母亲年轻时，曾亲自掌管书院宾客的伙食，可见，豹隐洞书院是有相当规模的。

　　仅凭上面的文字，似乎也难以确定豹隐洞书院的真实所在，有的文史爱好者看到“竹坑庄”三个字，认为是在石龙山下今之竹坑村。根据《庆元县地名志》记载，竹坑村明代之前叫兴贤坊，清代全村搬到城内居住，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因竹坑溪而名，因此，竹坑村是八十年代才有的。况且，吴氏家族经松源、小济，直到吴崇煦肇基大济，再回到石龙山下“逍遥其间”，不合情理，故不会是今之竹坑村。

　　清光绪版《庆元县志.艺文》，收录的清代吴江《回龙山》诗有“洗耳泉边窥豹隐，停仙石畔喜龙回”之句，确切地点明了豹隐洞书院在大济后山回龙山的洗耳泉边上。吴崇煦有意“自休于山林”，明清之际，大济回龙山尚存很多高大老松，如清代季灴《松源山》这样描写大济西面松源山：“虬松老岁月，不辨秦汉昔，古柯疑化石，干霄云影碧。”吴江的《回龙山》诗有“透竹斜阳映上台”、周贞一《回龙山》有“嫩竹迎人绿”等等，可见，古代回龙山上茂林修竹，掩映其间，与吴畀《行状》中所述“竹林松径依然”相吻合，并且从古代诗文可知，胜隐庵至少在明代就存在，与豹隐洞书院在“妙观”之左相吻合，说明当时就有一个寺庙。更值得关注的是，回龙山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风景区，文人雅士多有题咏，是最合适办书院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采信《庆元县志》收录清代吴江《回龙山》诗，豹隐洞书院就在大济回龙山洗耳泉边。那么，豹隐洞书院在传承松源文脉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先来看豹隐洞的深刻寓意。“豹隐”典出《列女传》,原文“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意思是：南山有一种黑色的豹,可以在连续七天的雾雨天气里不吃东西而为了长出身上的花纹，使自己的皮毛更加光鲜亮丽，以躲避天敌。而猪狗贪不择食，使得自己越来越肥胖，这样离被宰杀就不远了。后人就以“豹隐”比喻隐居伏处，爱惜其身。告诫子孙要修身养德，趋利避害。故此“吴氏世隐不仕”，直到国家安定了，才通过科举为国效力。

　　由于吴崇煦认为温州、处州的学风不好，他着意招引闽中才俊之士到豹隐洞书院教书，可见松源受闽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到了吴畀的子侄辈，也就是吴彦明、吴彦申及外甥李纲等，由于闽派理学的开山鼻祖龟山先生杨时与李夔(李纲父)的特殊交情，故请杨时在豹隐洞书院教导李纲读书，吴畀告老还乡后，也说豹隐洞书院“尚存侄格，非所居是也”，就是说当时侄子们还在教学。由此看来，宋时松源是闽派理学的传播地和萌发地，这也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济能出这么多进士。这是个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我分析与“元祐党争”有关，宋哲宗元祐年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战胜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废除新法，司马光在汴京设置会所，高规格接待“北宋五子”的邵雍、程颐，使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既然南宋“庆元党禁”稍涉义理的考生都不预录取，那么元祐之后，推崇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必然理学渊深的考生优先录取。上文说过，庆元学子大多有杨时的学术渊源，也是程颐的徒子徒孙，自然会优先录取。

　　我们相信，由于豹隐洞书院在士林中的影响力，两宋时期松源的一众名士，悉数出其门下，包括释褐状元刘知新、南宋侍郎胡紘等，她犹如一盏明灯，蓬山路远，照耀着读书人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