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地你就这样走了，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六十五岁的时光，人生岁月不长，可你尝尽的人间辛酸苦辣太多太长。逆境中，你百折不屈；生活里，你发奋图强；你不畏艰辛，战胜逆境的勇气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安息吧，大姐！人生尽管岁月苦短，但精神永存、灵魂永在……
谨以此篇文字纪念我的大姐。
——题记
2019年的12月份，时值年关，有一天我觉得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大姐的信息了，不知最近可好？就要过年了，可有哪些想法？于是，我拨通了姐夫的电话，姐夫在电话里说：“你姐姐还是原来的那个样，病情不见好转，最近还整天卧床不起。”姐夫还告诉我：“年内应该没有大事，照顾大姐的事有我，不管照顾得好坏反正总是这样过了；年终大家都忙，就先忙自己的吧。”多年来姐姐百病缠身，知其仍在病中，这已是一种常态。而此时，我家中九十高龄的岳父也病倒住进了医院，一时间，家事变得繁忙，我也就没有特地前往探望。
农历十二月廿六日，小妹提着自己饲养的鸭子，前去看望了大姐，回来后她满是牵挂，总觉得这次大姐气色不好，谈话间大姐也担心自己年内是否能够挺得过去。
十二月廿八日，二姐像往年一样，带着自己做的米粿、包子等新安江特色小吃和小妹一起又去看望了她。事后听二姐说，她们姐妹仨说了很多话，说话间大姐总是泪流满面。此时的大姐或许已经知道，自己这次是很难再熬过去了，“缘到尽时方垂泪，情难了时恨难言”，面对同胞姐妹、骨肉亲情，她唯有泪流千行，以寄真情实意吧……
后来，全国疫情蔓延，庆元也进入了全面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到了正月初二傍晚，我接到了外甥女电话，告知大姐病危，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正月初三，我们兄弟姐妹一同赶了过去，看着躺在床上的大姐虽然神志清楚，但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与姐夫家人商量，打算送她到医院抢救。商定后，为了让姐夫他们做好住院的准备工作，我们也各自先行回家准备去医院帮忙事宜。
谁知这一别竟然成为了永别！我们回去后，姐夫家人为了慎重起见，请来了乡中心医院的医生问诊，经医生检查诊断：大姐的病情为重度脑梗，并说送往医院的途中随时都有危险，因此建议暂时只能静候观察，再作安排。正月初四清晨六点多钟，大姐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她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选择了天亮后不让儿女晚辈惊吓的时间节点，默默地、匆匆地走了，走入了天堂，走入了另一个世界。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昔日手足情深，今朝阴阳两隔，往事历历，思潮滚滚……
颠沛流离的出生季
大姐的一生，从出生开始苦累似乎成了她的代名词。都说人生最美是孩童时代，天真浪漫、无忧无虑、快乐成长，可大姐的童年却是逆境丛生。她出生于1956年4月，虽说当时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比起从前有所向好。但她刚满一周岁后，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座水电站——新安江电站开始动工兴建，随着电站建设的推进，电站库区的移民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祖国一穷二白，要建造自主设计、自主建设的水电站困难重重，尤其是财力严重不足。我们原属淳安县的老家是水库建设的核心区域，库区水位上升后我们必须移民。限于当时的国家财力，移民没有更多的安置政策，更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完全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种饬令，毫无条件必须服从。
移民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安置的物质条件，同时，还关系到每个人的故乡情结。故土难离啊！爸妈带着大哥和两个姐姐，不想离开淳安，他们三番五次在淳安境内依山后靠安家，短短的六年里在淳安东搬西挪地寻空间、搭茅屋、求生存。听爸妈说，那时候的茅草屋哪里像家呀，冬天冷风吹，雨天雨水淋，家徒四壁；一日三餐，难以吃饱，一年之间，时常断粮。大姐他们就像是难民营中的小孩一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挨饿受冻成了她童年的家常便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顽强的生命在与命运的抗争搏击中成长，在岁月的轮回交替中，大姐也逐渐长大。当时间进入了1965年的时候，大姐已经9岁了，这一年，水库水位已上升到设计蓄水高度，我们暂住的弹丸之地，又一次被淹没，而后山悬崖绝壁，己毫无可退之路。山穷水尽，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全家只能选择于当年背井离乡，移往远在千里之外的庆元。移民路上，大姐尽管年纪小，却要照看着五岁的二姐和三岁的我，俨然像大人一样，为爸妈分忧。
童年对于大姐来说，哪有什么快乐，有的是与逆境不屈的抗争，她幼小纯洁的心灵，早早地承受着不该有的重负。在那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人生莫测无尽，只有默默地承受……
含辛茹苦的成长路
移民庆元后，9岁的大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然而，她又遭受了不能上学的厄运。移民刚刚落脚，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家庭毫无收入，上学的费用无法解决。大姐从小懂事、听话、会干农活，家里自然也需要她这个小帮手。但最重要的是我家“重男轻女”思想由来已久，且还十分严重，才导致了大姐上不了学的结局。
在淳安未建水库前，我外婆家没有男孩，生了七个女孩，最终养大的只有四个，我妈排行最小。因此，我爸是以“入赘”方式到我妈家落户的。外婆家原来住在富山公社武绥大队石后村，石后村分为上石后和下石后两个自然村，上石后村富，下石后村穷。平日里下石后村的人大多是上石后村的“长工”。
我曾外祖父名叫方琪禄，当时是富山公社为数不多的“地主”，上石后村全部的田地、山林都是他的。到了外祖父手家庭还十分殷实，解放后成份被划为“富农”。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有着严重的封建传统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时的人们婚后家里是一定要有男孩的，有了男孩才可传宗接代，才算人丁兴旺。外公外婆婚后出生的都是女孩，且外公又早早地于47岁时暴病身亡，家庭失去顶梁柱后家业逐渐走向了败落。当时村民们都把外公家庭之所以会败落归咎于没有生育男孩上。受此影响，我爸妈结婚后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十分严重：我哥哥出生时就如获珍宝，十分宠爱；大姐、二姐出生后就显得不足为奇。也就是这种家庭的封建思想观念在作祟，加上移民庆元后家庭经济捉襟见肘，供养哥哥上学了，就再也没有能力使两个姐姐同时也去学堂念书。因此，我那两个苦命的姐姐连一天学堂都没进过，一生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
移居庆元四年后，爸妈着手准备建造自己的房子，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体制，需要有劳力才能赚取更多的收益。势单力薄的爸爸几乎被生活累得快要趴下，万般无奈之下，让两个姐姐结伴而行为生产队放牛，以赚取工分合力持家。当时生产队里一个正劳力每天出工记工分“十分”，两个姐姐放牛一天可记“八分”。这样一来，我家就约等于有两个劳力了，长期以来“缺粮户”的身份才得到有效缓解。
八分工钱作用很大，但赚八分工钱很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两个只有十岁和十三岁的女孩，那是小小年纪用长年累月的风霜雨雪和担惊受怕换来的。放牛不比其他农活自由，它以牛为中心，每天都必须去，无论是下雨和下雪，过年或过节都得去，时间上很缠人；牛如果吃不饱变瘦了，生产队员是要指责和扣工分的。生产队里共有三头牛，一头黄牛，一头水牛和一头黑牛。黄牛是一头老牛，水牛相对性情温和，可怕的是那头黑牛。那头黑牛正值壮年，毛发油亮，长相凶猛，性情彪悍。生产队里用牛师傅平时对它也是爱恨交加：因为它力气大，用它犁田干活速度快，但又常常不听使唤，犁田碰到岩石也照样拉个不停，好多次犁把等工具都被它拉裂、拉断。而且，黑牛一旦发起脾气时，还经常会用头角顶人。一开始，姐姐们自然怕它，看到它发怒时，只有拿竹竿当武器使劲抽它，而它又常常是一转身就用头角朝你顶来，每当这时，姐姐是惊恐万分，哭天喊地，心惊胆寒！后来只能用更长的竹竿或用石头砸它，拉开距离避免危险，这样才勉强地慢慢适应着这种牧牛生活。
放牛的生活既臭又脏，晴天苍蝇、牛虻飞舞；雨天穿梭在竹林里常常是湿透全身。庆元老家有个叫“歇山湾”的地方，这里方圆几十里，漫山遍野都有小竹子，是个放牛的好地方。但由于山场范围广，牛放出去以后，一天跑得很远，待到傍晚回家时需满山找牛，甚是劳累。记得有次下雪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大姐、二姐身穿单衣，光着脚丫，冻得全身发抖，口唇发紫，手脚僵硬。放牛的生活对于她俩实在是苦不堪言。就是这种苦活，她们一干就是三年，直到大姐十五岁、二姐十三岁时才结束。
放牛的生活总算结束了，但赚钱贴补家用的责任和担当却还要继续！十五岁后，大姐像其他生产队成员一样，参与了集体劳动。从放牛娃到生产队的正式劳动力的转变，其实并没有改变劳动的苦累性质，但这个转变却使她很开心，她觉得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劳动，就显得很体面了，姑娘家再也不是放牛娃，原来感觉女孩子放牛羞耻的心理终于消除了。可是，半大的女孩工分只能算上半个劳力，比起放牛工分少了，为了弥补自己落下的工分，她用集体劳动收工后的傍晚时间去捡田螺，然后由妈妈拿到菊水去卖钱。
可别小瞧这个捡田螺的活，它是当时最容易赚到钱的门道。当时菊水森工站(现在的林业站)住着很多工人，这些人在当时有工资，生活条件相对农民要好上几十倍，他们喜欢这鲜美可口的田螺，五分钱一市斤，只要有货多少不限，随到随卖。那个时候田螺也多，一天晚上捡上十斤、二十斤是常有的事，尝到这个甜头后，大姐每年的上半年几乎是天天去捡，时间不够，晚上借着月光也去捡，每天晚上七八点回家成了正常的歇工时间。后来我们家发展到有空大家都去捡，把它当成了一门生财之道。就这样，这种状态又延续了两年，生活也逐渐比从前好多了。再后来因为捡的人太多了，田螺根本没有了繁殖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才停止了这种赚钱的方式。
穷人的孩子，苦命的姐姐，人生对她太不公平，仿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让你来受苦受难的。从呱呱坠地开始，一路走来她吃尽了人间的苦头，从来没有读过一天书，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享受过一天安逸的生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苦累，但还没有影响她的自然长大。大姐就像严冬中的一株雪梅任凭风霜雨雪的吹打，无谓环境的恶劣，顽强地生长！风雨压不垮，苦难中长大，勤劳品行铸，凤骨自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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