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大伯还不到60岁，虽然头顶的头发掉了很多，但几根稀疏的头发，往脑后一梳，看起来还很周正。红红的脸膛，似乎很有力气，但他就是干不动活。
我问大伯，别人天天去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去？大伯说，大伯当兵打仗时受过伤，肺里有毛病，干活就喘不过气，会死的。大伯这样说，我是信了。因为大伯抱我过溪时，我听到他喘得特别急。但当我把大伯的话说给村里的人听时，村里的人却说，你别听他的，谁不知道你大伯是个懒汉呀，他是为他的偷懒推脱编故事骗你的。村里人这样说，我就迷糊了，大伯和村里的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呀？
因为干不动活，大伯吃了不少苦头。最不幸的，就是大伯母与大伯离了婚，大伯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艰难生活。
那年月，农村粮食很困难，勤俭的家庭都会种些玉米、番薯之类的杂粮补充短缺。但对大伯来说，别说种不动这些杂粮，就连上山砍柴也很是勉强。因此，有饭没菜，有菜没油，有油没盐，这些情况常常都会在大伯家里出现。
生产队里的人都认为大伯是懒汉，劝说大伯去干活赚些工分。有几次逼急了，大伯也卷起裤管下田去，但没干两天，大伯就咳得不能动弹了。大伯说，我当兵打仗肺里受过伤，干活会死的。队里的人不信，都说大伯是偷懒说假话，甚至认为他咳得面红耳赤也是装出来的。有人还威胁说，你再装病不干活，就不分你口粮了。
不过，队上的人说说而已，并没有克扣过大伯一家的口粮。因为，按照大伯自己说的，他是因为革命才受的伤。而且，有次开大会，公社干部老陶也当着全大队人的面说过，大伯是老革命，他家缺粮就缺粮，记住账就是了，该分的粮食必须分给他，一两也不能少。退一步说，他有两个儿子，缺些粮，欠点帐，还愁他还不上？
公社干部的话很管用，队上的人虽心存不满，但不再叫大伯去干活了。
我印象中，大伯最喜欢说的事，就是他参加叶飞部队当兵打仗的事。说他枪法有多准，一枪打一个，打死过多少敌人；说首长如何安排他在甘竹山与半岭交界的排锁际守哨，那里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非常险要；说他曾见过叶飞，还与他说过话。叶飞长什么样？叶飞嘛，瘦高个子，有点像我们村里某某某的样子；说他好几次夜间偷偷回家看望母亲，却不敢在家里过夜，而是躲到离村不远的野源桥去睡。如果在夏天，他就躺在桥凳上睡一觉。如果在冬天，他就从附近田间抱来稻草，在稻草堆里将就一晚。第二天，他早早就上路了。那些年，他在野源桥睡过，在后山桥、后坑桥睡过，在庆元、政和一带的无数廊桥里都睡过。
大伯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他在后山桥遇险的经历，那真是死里逃生。那天夜晚，他从安溪去锦平执行任务，在安溪与后山交界的路上，与两个喝得醉薰薰的保安队员相遇，其中一个认出了大伯。他们纠住大伯就打，大伯人虽不高，但力气很大，三下两下就打倒了一个。大伯腾出手对付另一个时，倒地的那个摇晃着爬起来，捡来一块石头双手托举想砸向大伯的头，大伯把头一偏，腾腿一跃，石头就砸向了大伯的胸部。大伯立即口吐鲜血，差点昏死过去。大伯见势不妙，忍着剧痛快速向后山桥方向逃去。逃到后山桥头时，大伯并没有过桥，而是从桥头下到溪面，躲到了廊桥的桥梁底下。两个保安队员踉踉跄跄追到后山桥，还一路追到后山村头，但仍不见大伯踪影，就骂骂咧咧回去了。大伯在桥梁下躲到后半夜，不见有动静，就悄悄沿溪边走了一段，然后忍痛上路，连夜赶到了锦平。大伯说，就是那一次，他肺里就落下了毛病，经常胸闷气短，一干活就喘不过气。
每次说完，大伯就仔细看看我。大伯看我总是认真聆听的样子，就长长吁一口气，竖起大拇指说，就你这个侄儿信大伯说的话，真是我的好侄儿！别人都说我吹牛。唉，实实在在的事，怎么是吹牛，我吹什么牛呀？
大伯当兵打仗那些事，虽然他极想说给村里的人听，但每次不等大伯说完，就有人拿大伯开玩笑，脚踩不死你，石头也砸不死你，你比小蚂蚁厉害多了。大伯脸红了。后来，大伯就不再想在村人面前提他自己当兵打仗的事了。
大伯70多岁的时候，县民政局认定他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每月都有生活补助费发给他，还赠予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那拐杖上有一行字，写着“抗战前参加革命老红军”。那时大伯虽没瘸腿，但常常手扶拐杖走路，人走到哪，拐杖就跟到哪。直到这个时候，村里的人才渐渐改变了对大伯的看法，说大伯自己说当兵打仗那些事，也许不全是假的；他一直不干活，也可能不是因为偷懒，而是肺里真受过伤，真有毛病，真干不动农活。那么，他平日里看起来红红的脸膛，也并不是什么血脉旺盛，而是胸闷气短憋的了。
但是，村里的人还是想不明白，当过红军，怎么不去找国家要点啥呀？当过红军，还不当干部吃皇粮去？当过红军，还不退休离休去？当过红军，怎么什么也没得！这，这不是傻吗？
当年，村里的人就是这么质疑大伯的。
村里的人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大伯呢？我想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伯当年参加红军的事，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秘密的事，家里的人从不敢提起。时间一长，大家只知道大伯当过兵，至于当什么兵并不清楚；二是解放初期，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对大伯这样在老家附近参加革命的人，回乡后并没有什么优扶待遇，大伯与其它农民一样，必须靠生产劳动吃饭；三是尽管大伯是个病人，但他从没向国家伸过手，哪怕在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也没向国家开过口。这样一来，他自己所说的当红军打仗的事，大家就都认为他是信口雌黄了。
每当遭人白眼，被人质疑的时候，大伯也不分辨，只轻轻叹口气，轻轻说一句，你们不信就算了，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
就在县民政局认定大伯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之后，我曾反复问过大伯，当年生活那么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上级，要求解决一些困难？大伯说，我回到村里后，因为肺里有毛病，基本上没干什么活，队上的人虽然不相信我当兵打仗那些事，认为我是装病不干活，但从没克扣过我一家的口粮，而且，每年上级拔下的救济粮，还总把我一家列在前头，没让我一家饿着，我心里已经千恩万谢了。说到底，那些年是队上的人养活了我一家，我还能不知足吗？
大伯死于1999年。按规定，大伯的骨灰可以存放在石龙山烈士陵园里，但那时庆元还没建殡仪馆，还没开展火化。县民政局的同志告诉堂哥，大伯如果要进烈士陵园，必须先进行火化，陵园只可以存放骨灰。堂哥问我怎么办？不火化埋在老家好，还是运去浦城火化存到烈士陵园好？死了还要烧成灰，会不会让村里人笑话？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存烈士陵园好。烈士陵园不是谁都能进去的，能把骨灰存放那儿的人，都是为国家为革命出过力做过贡献的人。不用担心村里的人会不会笑话，村里的人应该感到光荣才对。堂哥听我这么说，就把大伯运去浦城火化了。
大伯的骨灰进烈士陵园的那天，是七月里的一个大晴天。那天午后，父亲因生病没能送大伯，是母亲带领我和弟弟两家人，与堂哥的亲戚朋友一起送大伯的。没有鞭炮，没有乐队，堂哥抱着大伯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伴随一路的低泣声，我们沿咏归桥、咏归横路、烈士陵园石坊大门缓缓前行，在叶飞副委员长的题词前，堂哥稍作停留，算是大伯向大首长敬个礼，然后继续缓缓向上前行，横穿丹心亭，把大伯送进了石龙山烈士陵园西侧的陵墓。
大伯的骨灰能进入石龙山烈士陵园，这是国家对大伯这一生最大的褒奖。曾经饱受村人垢病的大伯，终于有了一个无限光荣的归宿。
2019年，在县委宣传部编印的《庆元革命故事集》里，有一篇题目叫《甘竹山转移战斗》的文章，文中就提到了大伯的名字。那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因安南入闽的地理位置的关键性，红军在方塘村设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用于浙闽之间人员转移和情报交流，该村村民吴裔春等20余人，衕头村陈远生等10余人，还先后参加闽东红军，编入了二纵队胡英山分队。”
吴裔春即是我的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