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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蓝调——读大喜诗集《谁递来一缕炊烟》
2019年08月12日 11:19  来源:庆元文艺  作者:流泉 

  从《谁递来一缕炊烟》这个诗集名字可以想见,大喜作品的核心地带就是乡愁。当我以游子身份满怀对故乡的眺望读完全书,是能感同同样作为一个游子诗写时的那之于故乡及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的痴情与缅怀。诚如作者后记所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出生地安溪村,献给父亲的水下老家贺城淳安,献给流淌于处州大地的清清瓯江。很显然,我们都是有乡愁的人,穿行在大喜饱含深情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乡愁及由乡愁派生的这人生的回望和感悟,都成为了诗人生命中一道最鲜明的底色——这炊烟,这灵魂之上的小蓝调。

  大喜这部诗集以乡愁为主干,涉及到生活各方面,既有人生哲思、又有山水游历,多元性的题材书写,呈现出作者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眼界。他的诗建立在生活之上,来自于身边物事,扎实,丰厚,质朴,亲和。真诚的笔触之中,见血肉,见地气。在艺术建构方面,力求创新,不拘泥传统叙事,当下性的文本打开融入更多的“变异”,“意象”捕捉也十分注重个性化,某种程度上,大喜诗歌的创作是传统与先锋的融合,是“水与火”不动声色的交媾。

  大喜回归诗写的时间并不长,但他悟性高,对事物的感知力特别强,再加上他的勤勉和博学,短短几年内,就较好完成了作为一个“回归者”诗写理念的转变,为读者奉献出了《秋城》《崖上诀》《本命年》《高井弄草药铺》《小蓝调》《安溪往事》等一系列质量上乘的优秀作品,作品屡屡在国内重要刊物亮相,并入选各大年度选本,也充分表明了诗界对其作品的信任。我本人非常认可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走进丽水暨丽水诗歌研讨会”上对大喜诗歌的评价:“在个人化风格的向度上,大喜的诗歌已有很清晰的辨识度。他最突出的能力是在他人看来最没有诗意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感资源,构建自己的情感空间”。

  总体上看,我认为大喜诗歌创作具有“源头写作”“边界写作”和“低姿态的开放性写作”三大特点。而恰恰是这三大特点的互相渗透和包容,成就了大喜诗歌的辨识度。一般而言,一个诗人诗写风格的形成,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与他人的“不同”和分明的“作者个人印记”。这一点上,大喜做得不错。

  “源头写作”属于“乡愁”和“人生”范畴,其关键词是“出生地”、“根脉”。诗集第一辑《半只玉米饼》、第二辑《瓯江修辞》中的大量诗作皆可入此范畴。大喜祖籍淳安,“水底下的老家”,出生地庆元安溪。这两地,尤其是小小的安溪村,实际上就是大喜乡愁和根脉之源头。岁月越深,乡愁越浓:“每次回村/小溪就像山里的黄蜂/蛰我,让我的心/小小地,疼一下/再疼一下”(《小蓝调》);“把老家淳安的名字细细打包/送到岁月工厂,制成创口贴/每当,伤口发作/就轻轻贴上一张/一贴,就好”(《淳安》)。大喜的这类诗歌,一方面是温暖的,另一方面又是疼痛的,这种“矛盾性”的双向写作思维像“一枚铁钉”“半只玉米饼”牢牢地紧紧地契合在诗人的写作中,让他的作品深具骨感与痛感,点点滴滴全是浸入肌肤的“热爱”。源头既是生命起始,也是诗人人生走向的地标,从源头开始就注定了血脉的流淌,因而,在大喜诗中,总能让我们读到关于生命的本色和信仰,一种像泥土像石头像水流一样的真诚和痴绝:“它长大的过程,像一根细细的线/无声地贯穿我”(《瓯江,把我穿成一只风筝》)“总想把它折叠成小本子,放在贴身的胸口/也许,每个旅途就都是故乡”(《身体里有条瓯江》)。源头写作是对故土的遥望,更是对生命在更深层次上的自省、解构。大喜的这种“修为”令他的写作基调上呈“沉潜、浑厚”之态,充满了沉甸甸的生命力度。

  “边界写作”是意识上的概念。什么是“边界意识”?有人如此解释——“在边界意识的视域中,人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理性整体,而是一个由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的各个面向和各个领域编织而成的一幅拼贴画”。将其摆放到我们的诗写中,就是指传统写作与先锋写作的临界性,或者说是两者的有机共融性。大喜的写作开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因种种原因中断十数年,直到2014年到报社工作,重拾诗歌。可以说,他的回归与很多诗人的回归是一样的,在回归初期完全借助于传统的诗歌理念在完成自己的诗歌写作,因此从诗歌的创作理念上和文本的呈现方式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年代诗写的成色”,偏于“传统”和“保守”,当下性注入不够。但诗人的“悟性”和“勤勉”在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创作实践中帮他很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只是相对于“先锋”而言,我们说“传统”不是说全盘去抛弃“传统”,而是追求建立在传统之上的理念创新和艺术创新。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吸取营养,如何“化古今用、化洋中用”便成了每一个诗歌回归者面临的最大的诗写命题。无疑,大喜的创作实践是成功的。他在“传统”与“先锋”之间找到了有效的切口和释放出口——“边界写作”。在他的写作中,题材是次要的,“创新的手段”才是关键,新的表达让老题材赋予了新的表现——“暮色如袈裟,虫鸣并未跟从草木诵经/潜心者,多为顺应天命之物”(《在烧香岩》);“石娃子打小抱着石头睡/到了山外,石头一次次丢开身体站出来”(《岩下石头村》);“南方,河水渐瘦/带走了过往的翻腾,仿佛一拨拨难民/我意外听到了呼救声”(《秋城》);“一些人,终于抽象为文字/散落到各种词典/一些事,终究要从岁月的床上给叫醒”(《人到中年》),凡是种种,不一而举。大喜对事物的把握是敏锐的,他总能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琐碎中发掘它们的“意义”,并巧妙利用“细节”展开和“词性”活用,为文本制造更深更富有外延的内涵。

  “低姿态的开放性写作”,是大喜诗歌创作为什么“接地气”的主要原因。“低姿态”是指他所有诗写都源于日常,写作视角也与现实生活相平行,不高蹈,不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但呈现在他笔端的生活却又是诗性化了的生活。这种低姿态的写作,贵在真实、平和,有亲和力,比如《在安溪村》《小蓝调》《父亲的呼噜》等。“开放性”是指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多元探索,“开放性”的写作很好地避免了作品的单一性,大大提升了其作品的扩张能力和灵动性——“流水的腹语,无处窥破/缉拿伤情时光,未见布告城门/一千年后,殷红的血/才很不情愿地,从宣纸滴下/如一两瓣梅花”(《崖上诀》);“宏大的时间,像进站的列车/亲人们依次走下,返回泥房草场/他们侧过脸/仿佛流水中的容颜/尘埃的眼神,梦一般安静”(《时间,像进站的列车》);“这一年,于山水中走蚁/在词语间放马/浓浓淡淡,无非纸上/雾霜”(《本命年》)。另外,这种“低姿态的开放性写作”映射在大喜诗歌中,还体现在“古典与现代的糅合,情趣与喻意的搭配”上。读大喜的诗,读的是“气象”。

  我阅读《谁递来一缕炊烟》的快感,是诗中的万千“气象”带来的。我从中能非常清晰感知到作为一个诗人不同于常人的品性和气质。毋庸置疑,《谁递来一缕炊烟》是大喜回归诗歌的第一份成绩单,令人欣喜。因为是“第一份”,所以我还有更大的期待。

  我期待着诗人今后的诗写中,在“叙事与技术”融合、“生活与哲思”贯通等方面,能奉献更大的精神向度和创造更加宽泛的诗歌美学空间。

  我期待,是因为我坚信。

(编辑:陈沛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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