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县历史上外出从政者不乏其人，在为官之道上行稳致远、清风峻节的历史名人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挖掘和传承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对提升城市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吴俸(1555—1626)，字介卿、号仪阳，庆元县松源镇大济村人，以秀才入读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亦称太学)，以监生入仕为宦后于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年)授山西都事，不久转赴辽宁东部边境地区，参与明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抚夷事务”，彰显其德才兼备，深孚众望。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吴俸奉命调赴广东省琼州府任琼山县知县(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琼山县是琼州府治所在地，历史悠久，是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灵人杰，是明朝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家乡，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琼台福地”美称。
琼山县汉、黎民族杂居，物产丰富，有沉香、珍珠等贵重特产。民俗有以地方特产行贿官场争取好处的陋习，且民风犷捍，若官不受贿，即以蛊术加害。吴俸认为：送礼纳贿，必然徇私枉法，吏治怎能清明？纳之：受人钱财，为人办事。拒之：堂堂正正，刚直不阿。拒、纳乃一字之差，则是天壤之别。
吴俸唯恐有污清白，每天早晚对天祷告，“不敢以一钱自欺”，将送礼之人拒之门外。吴俸殚思极虑、明察秋毫、轻徭薄税，减轻百姓困苦，深得民心，所以当地人并不因吴俸拒贿而施蛊术加害于他。吴俸为官襟怀坦白，公正廉洁，明《万历琼州府志》对其评价很高，称赞吴俸任琼山知县期间，“爱民如子，有积案久冤连年不决者，即时昭雪”。
琼州府于唐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始设，宋朝延续了唐代的建制，元朝改称琼州路，明朝初期恢复为广东省辖琼州府，时辖儋州、崖州、万州3州13县，以及周边的南海诸岛。
琼州是少数民族黎族、苗族的聚居地，封建社会时期，海南岛万山重叠、森林茂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环境恶劣，属边远穷鄙之地。虫害猖獗、湿热交蒸、疫疠为害，向来被称为瘴疠之区，百姓备尝艰辛。明万历年间，朝廷日趋腐败，奸臣当道、贪官横行、污吏如麻、民不聊生。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黎族、苗族人民，生存状况更是苦不堪言，苛暴过甚，导致以黎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揭竿而起。
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97—1599)，琼州南部黎母山地区的黎、苗族民众在黎福、黎广、马矢等人的组织带领下多次爆发起义，举旗反明，大有“海沸波翻”之势，极大震慑着明王朝。明神宗皇帝朱翊钧派副总兵黎国耀等，率领重兵渡过琼州海峡进行征剿平乱。大军压境，起义队伍难以抵抗兵多将广、装备完善的朝廷官兵，浴血奋战中黎福、黎广、马矢等首领相继阵亡，起义者以失败告终。
为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其政权，封建统治者玩弄政治权术，镇压后进行安抚和收买人心，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是“征剿”与“安抚”的惯用伎俩。以海南岛为例，黎民爆发起义即“剿黎”，平息事态后则“抚黎”，对统治者来说剿抚与安邦都很重要，双管齐下，恩威并施。明朝廷在琼州府特意设有“抚黎厅”，也就有了重点兼管黎事的“抚黎官员”。
吴俸严于律已、宽厚待人、不苟私利、砥砺清节，况且对海南人文地理、政情民风熟悉，政绩突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擢升为琼州府通判，奉钦命兼管旨在扶持帮助以黎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善穷贫落后面貌，因而又被称为“抚黎通判”。
“通判”官职来源于宋代，系宋太祖赵匡胤创设。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通判由皇帝委派到各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诸多州、府公务，知州(府)须与通判联名签署方能生效。通判是行政兼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委派”官员，通判行使的职守类似两汉时期设置的“别驾从事使”(简称别驾)，此后，人们仍以别驾为通判习称。吴俸晋升为琼州府通判后，其庆元县大济村的府第“聿新堂”亦被称作“别驾第”。
身为琼州府通判，吴俸招抚黎族人归附时格守信义，附顺舆情，有几十峒(峒：古时对我国南方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泛称)黎族民众接受招安。黎民归顺，使得明朝政府新增纳税田地达几百顷之多。
吴俸为官，如老子《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抚黎运作中奉行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尤为重视赈灾济贫，事必躬亲、毫不懈怠、尽心竭诚，为明代凝聚民族团结，维护边远地区社会稳定作出了不朽贡献。
明王朝武力镇压黎民起义后，为了稳定黎族地区，有的放矢，防患未然，采取了屯兵、筑城、办学等各种措施的军事、政治、文化渗入。在黎民聚居的核心区块，处于交通要冲的水蕉、水上市、大会、大保等地合并兴建了水会所城，并修筑城池。
明朝廷对水会所城的建设十分重视，明《万历琼州府志》提及，“委指挥使赵孟麟、牛政筑城，置参将府，调千户一员，拨各所军三百名守御，置有屯田”“宪使林如楚、副总兵邓钟、抚黎通判吴俸相继踵至，规划善后不遗余力”。水会所城建成后，设立军事基地“水会防御所”，水会所城成了明清时期海南岛腹地著名的政治、军事、贸易、文化中心和管辖黎区的最高抚黎机构。
黎族人多居住在深山老林，地远山险，交通极不方便。在吴俸等明代官员的策动下，致力于消除民族隔阂，为黎民兴办学校，改革婚丧习俗。带动黎民辟衢路、凿井泉、垦地造田、发展经济、设市贸易、民安物阜，对海南地区的稳定和维护明朝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海南岛的教育机构，自上而下设有官办府学、州学、县学和社学。“社学”乃是明朝海南岛最基层的小学，为汉族乡村少年儿童提供启蒙教育。清雍正版《广东通志：吴俸传》记载：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抚黎通判吴俸在水会所城的黎母山地区置学田，创办“水会社学”。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担任，课程有《孝经》《论语》《孟子》以及《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和冠、婚、丧、祭等礼节。
《御制大诰》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编撰颁行的一部带有特别性质的重刑法令，采集用以严惩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为教材，起到了维护明王朝统治的教育作用，同时也是明朝各级学校授课的重要内容。明《万历琼州府志》称：为提高“水会社学”的教学水平，吴俸又从海南最高学府--“琼州府学”中挑选优秀学生“通晓经书”者到水会社学执教，“取府学生儒教黎童习读，黎人因此知学”。
办学需要经费支持，吴俸郑重其事，筹措从“学田”和“墟市”等官府租税收入来源以及动用部分官府“公银”作资助经费，确保“水会社学”教育正常运转。
吴俸在海南岛黎族地区开设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水会社学”，可谓开天辟地，史无前例。在他的推动下，明政府对黎族教育的重视达到了空前。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受水会社学影响，琼州府各县都相继在黎族中设立了社学。水会社学的开设，开启了黎族教育之先河，也是海南教育史上最辉煌时段，使得黎族地区历史性地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为纪念创办“水会社学”和发展“集市贸易”琼州府通判吴俸的抚黎功绩，古时黎母山地区有一商贸活动十分活跃的集贸市场被黎民冠名为“吴俸市”。随着历史的变迁，吴俸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被改称“南利市”，即现在的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南利村。
历史以来清官极易受到同僚的排挤和攻击，吴俸为官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廉洁和简朴在民众中有口皆碑，百姓视其如父母，引起了同僚的嫉贤妒能。他的周围既有贪官污吏的虎视眈眈，又有阴险奸诈小人的居心不良，对他进行暗中倾轧，谗言邪说，欲以加害。
官场鱼龙混杂，以民为忧的吴俸身为佐官不愿与主官和同僚们沆瀣一气，在贪贿风气盛行的环境里，一小缕阳光怎能驱散得了满天的乌云？吴俸势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应对手段，陷入了“人为刀徂、我为鱼肉”之处境。
吴俸难以承受官场尔虞我诈和明争暗斗，抒发了对黑暗官场鄙夷和厌倦。高处不胜寒，为摆脱“宦海风波”和包藏祸心的政敌罗织构陷，避免遭受迫害，走为上策、急流勇退，忿然选择辞官还乡。
清雍正版《广东通志：吴俸传》提到：黎民闻讯，裹粮赴上保留。吴俸去意已决，“士民扶老携幼为吴俸饯行”。吴俸与黎民依依惜别后登船漂浮而去，直至一叶小舟在琼州海峡中消失了影子，百姓们才转身归去。吴俸坦荡为官，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由此可见。
琼州百姓为颂扬吴俸的高风亮节，精制了集海南岛本土部分文武官员、民间贤达赋诗词数十首，并配有图谱歌颂吴俸的“国虑无双”诗歌图卷，派专人不远千里送达庆元县大济村吴俸府邸，遥表崇敬。
吴俸一生，居官守法、体恤民艰、清正廉明，不愧苍天不负民，无不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怀和良好的官场操守。吴俸可谓是一代廉吏，风采昭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被《广东省通志》和浙江省《庆元县志》树碑立传、奉为楷模，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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