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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害怕过的事儿
2019年08月12日 11:19  来源:庆元文艺  作者:李晓娟 

  老家小村半山腰有个小水潭,山脚河边有个小小的发电站。那一潭水够一村人晚上照明2个小时。到八点半,负责关电的叔叔就会准时赶往发电站,他耐心地发出3次预警,即把电量关到最小,再放大,每次间隔3分钟。在这10分钟里,村里人有足够时间准备安寝,因为已经习惯于干完农活回家就马上洗脸洗脚,再吃饭睡觉。不知是因为从田地里干活回来太脏不宜上桌吃饭,还是因为用电不自由,反正在顺序上和城里人有点不同。

  在关电前10分钟,伴随着电灯忽明忽暗,原来一屋子人坐着谈笑风生,话题被粗暴地掐断,就如一集电视剧演到精彩处戛然而止。邻居们识趣地打着手电或点着火篾,三三两两回家了,宁静的小路上有稀稀落落的脚步声。屋子里剩下的是爸爸妈妈紧急“赶紧上床睡觉”的催促声,小孩子的“不愿意睡觉”的哭啼声。当年孩子的成长感悟很多都是来自于大人晚间两小时的聊天,有红白喜事的喜悦与烦恼,邻里关系的微妙与迷离,男女情事的暧昧与拙劣,最吸引我的就是大人讲的鬼神故事,大抵发生在他们日日干活的山头,感觉特真实。整个晚上,喜剧片、伦理片、爱情片、惊悚片一齐上演。

  三十多年后,问起我小时候最害怕的事儿,我首选是关电前10分钟,我不想那么早就睡觉,还想听鬼的故事;上床后,我就开始在脑海中狂乱地构思续写鬼篇,黑色的棺材、乌凄凄的山洞,我夜不成寐,梦中哭闹,让父母不知所措,苦不堪言。

  类似害怕的事儿就是不敢听广播最后的音乐。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年代,广播里的声音就是最大的娱乐。乡亲们总是习惯用“广播响了”来记时间,据说我表姐的出生时间就是广播响了不久,好像是将近晚饭时间。我小时候虽然听不懂普通话,还是很认真地听。依稀记得广播开始时,总是热热闹闹的革命歌曲,当然也会插播乡里播音员用土话播放的通知,比如哪里失火了大家去救火,谁家有东西丢失了,谁家孩子录取通知书来了,谁家在邮电局有汇款单。在没有电话的时代,广播非常有效,即使本人没有听到,村里人也会自觉奔走相告,一点私事都瞒不住。广播要结束时,播放的是一段凄厉欲绝的音乐,上学后,我才知道那就是《二泉映月》。这个曲名其实太风雅,与音乐里诉说的阿炳的苦难身世是相悖的。我小时候当然不能理解音乐蕴含着的魅力,但是当它响起时,我都会黯然神伤,它意味着暮色降临、热闹的结束,意味着不知敌人是谁的盲目博弈,以及一个孩童荒芜而又丰富的童年。

  读大学时,《文学概论》考试有道论述题,叫我们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景与情的关系,我举了这个例子,得了高分,不知道老师是不是也是来自乡间,有相同的经历。

  我小时候特别笨拙,不会说客套话,不会抱孩子,小腿又不够粗(细胳膊细腿干不好农活),不具备农村人最看中的女孩子的优点,为此,我受了村里人不少的善意的嘲弄。当然上学后,我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赢得了骄傲,这是后话。至少上学前,我自卑得很。家里来了带婴儿的客人,我马上逃走躲起来,万不得已抱了下孩子,生拉硬拽地,把孩子吓得直哭,少不了大人的臭骂。去别人家作客,最好有姐姐做伴,吃饭时,看到姐姐放下饭碗,我也趁机开溜,因为只需要姐姐说“你们慢慢吃”的客套话就可以了。想不到我的心理学老师说他小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此笨拙。我还害怕长大后出嫁,新娘子要当着很多人面流眼泪,要哭得动听感人,这个高难度的表演让我感觉实在很丢人。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把“哭嫁歌”作为一门传统技艺,女孩子从十二三岁开始学习哭嫁。我老家新娘子出嫁虽然没有这么高深严格的哭嫁要求,但足以愁煞了我。

  现在想来,成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切都是庸人自扰。但是对于孩童而言,因为缺少善于引导的温暖大手和鼓励的眼神,很多小事儿足以让童年颓废灰暗,只不过是现在回忆起来,用大人的世界来审视,才觉得轻松有趣。

  当然我最害怕的还是让女孩觉得耻辱无比的初潮,我记得在另一篇文章里提过,至今我还是不喜欢波点图案,不喜欢皮筋之类的东西(如果你是过来人,你懂的)。多年后,聊及此事,一个台湾的朋友诧异不已:“这是女孩子最值得祝贺的喜事呀,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这是农村性启蒙教育严重缺失下女孩子的身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她们像山坡上的野草一样,卑贱而顽强地生长,想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唏嘘一番。

(编辑:陈沛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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