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蛇，凶猛，诡谲，冷不丁地就从大脑的丛林窜了出来。
二十年前的松阳县城，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乡村。我们的学校坐落在西屏山脚下，但是已经处在整座县城的上方。我们好几个班的男生都挤在一个大寝室里。这间寝室，原来是一间大教室。大概，这家职技校突然增了几个专业，学生猛增，住不下，只好临时开辟了这样一间两面墙壁都是窗户的大寝室，把我们像杂物一样都塞进去了。
人多了，大门钥匙就多。大门钥匙多了，就等于没钥匙。于是在我记忆里，寝室大门似乎一直就敞开着，像脱了下巴的嘴。没有秘密可言！或者说，都是同学，又都是男同学，也没有什么秘密可守。非守着什么不让人知道，反而让人猜疑有问题。所以，除了行李箱还弄把拇指大的挂锁象征性锁着，其他一概是敞开的，包括夜里整个寝室肆无忌惮地弥漫着浓浓的荷尔蒙气味……
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把一辆汽车停在街头，然后打破其中一扇窗玻璃，后来，这辆车身上的零件伤心地一天比一天少了。这就是著名的“破窗理论”。
在“破窗理论”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之后发生的一件连环失窃案，那家职技校的校领导要负很大责任。谁叫他们把我们全都安排进一个仓库一样的大寝室。安排就安排吧，谁叫他们给我们每人都配一把钥匙。我们的心灵上少了一块玻璃，而我们的寝室少了一扇门。
我们判断，那是一伙窃贼。因为同一个晚自习失窃的是十几双鞋。在我们的埋伏之下，窃贼很快就被抓到了，不是我们寝室的，但却是我们学校的。年轻，有时候通过无知的暴力来表现。在那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对那两个蹑手蹑脚的身影用拳脚表达了态度。第二天，在校领导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多么瘦弱的鼻青脸肿的两副躯体，他们来自这个穷县城的偏远乡下。而他们窃鞋的动机也许和我们的暴力一样仅仅来自于青春期的躁动。看得出，校领导对两位盗鞋者表示同情，说：这样吧！鞋没损坏的，大家领回去，损坏的，他们俩赔偿。说完，又特别指着我那双被盗的白色运动鞋说：你这双就不用赔了吧？我的脸瞬间无地自容地烧红了。校领导显然已经掌握了情况，我那双运动鞋原本就穿得磨出了里子，早该扔了，之所以舍不得扔，是因为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
人是渴望得到帮助的。人又是渴望轻易不被帮助的。
那年，我患了严重肺结核。因为发现太晚，呕了血，所以医生要求我必须住院治疗。
我记得自己住在丽水中心医院的感染病区。在那最角落的低矮房子里，墙壁上红色的“感染”两个字，分外刺眼。入住的时候，主治医生非常紧张，迅速把双人病房里的那个病人转移到另一间病房，防止我传染。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待在病房里，双人病房显得空旷，又是寒冬，更加阴冷了。
朋友们来看我，带来了祝福，但似乎并未有助于我的病情，因为我最缺的是钱。我自己没有积蓄，而我的父母，正好遭遇生意上的困境，每日吃喝，都是省出来的。
我最爱听刘德华的歌，那会，我唱歌也模仿他。我把刘德华的照片竖在病房的床头，让他微笑地望着我，鼓励自己战胜病魔。
有一天，有个护士来查房，我不知是怎么想的，轻声跟她说了一句：麻烦你，跟医生说说，给我用该用的药就行了。护士给我检查完毕，整理完被子后，突然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没有钱？我当时愣住了。我很想告诉她，我确实是没有钱，可是，一种因自卑而产生的强烈自尊扼住我的咽喉，我就是说不出口。那位护士在病房里逗留了一会，有点惋惜地离开了。
我仅仅住了两个星期，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要坚持用药，不然会复发。那年我二十岁，刚刚跟随生意失败的父母流落到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