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宋末礼部尚书，赐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应麟一生著述颇丰，相传蒙学读物《三字经》为其作品。王应麟晚年行踪记述不详，《宋史》中只一“遁”字，遁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之，引得史学界诸多猜测。由于《庆元县志》载有明初庆元令董大本立王应麟坊，竹口王氏族谱有王应麟的记载，那么入元后，王应麟是否在庆元竹口隐居，应该引起关注。
关于王应麟是否在庆元隐居，来自专家或民间的争论已久，不同的观点暂时放一放，先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人和事。
常州之败后，面对元朝百万貔貅，兵临城下，南宋小朝廷作了最后的安排，一是安排文天祥到元军议和，以争取时间；二是对群臣进行封赏，如为了激励“三古”子弟，追赠江万里为太师，暗中嘱咐江万载掌管军事，保护益王、广王出逃往西南，王应麟也在宋恭帝德元年(1275年)五月权礼部尚书，九月赐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排妥当后，谢太皇太后于1276年带着年幼的宋恭帝出城投降，反正她们孤儿寡母是豁出去了，要为出逃的益王、广王争取时间。。
由此看来，王应麟应该是赵氏的托孤之臣。
再来看王应麟晚年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其中有“学古而迂，志一而愚，其仕其止，如如图。不足称于遗老，或庶几乎守隅。归从先人，战兢免夫”。很多学者断章取义，只选取“其仕其止，如屋如图”，一副德范千秋，大义凛然的样子。如果完整地读完全文，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对自己以唐末遗老韩、司空图为榜样，为宋朝守节感到后悔。从其自志来看，我们能得到这些信息：一是由于皇恩浩荡，初期对赵宋是拥护的，另从他给朝廷上的折子来看，是主战的；二是他的意志是不坚定的，有观望投机的倾向；三是从“不足称于遗老，或庶几乎守隅”来看，他的家业是失去了的。
王应麟去世后，他的好友陈著《祭礼部尚书王伯厚文》中有“言采其薇，布衣蕙帐”，说他像伯夷、叔齐一样，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布衣蕙帐”如孔稚《北山移文》笔下的“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惊”也是有关隐士的形象。王应麟的学生袁桷写《广招》有“式撷其薇，怅周原只”，其挽伯厚先生诗有“晚岁艰难意，衡门老病身……盖棺今已定，千载有遗民”。由此看来，王伯厚先生决非像有些学者说的在堂上看看书，写写文章，他的晚年是过着艰难的隐者生活，同时，既然“盖棺今已定，千载有遗民”，那么，说明王先生生前不是很有名望的遗民，这与他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对得起来的。
既然王应麟没有在老家，那在宋末元初他去哪了呢？我们再来说说出逃的赵宋益王和广王。益王赵在江万载等人的保护下，一路逃到温州。当年宋高宗南渡时也曾到此驻跸，颇有中兴之象。因此，赵在此设都元帅府，自任兵马都元帅。由于益王赵是有计划出逃的，这时，宋军尚有正规军十七万，还有各路义军。由于元军迫近，益王迁往福州，并于1276年在福州称帝，是为端宗，年号景炎。这时，文天祥也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组成了一支规模较大的勤王之师。
王应麟是主战的，德元年他上疏十策，近一半与战争直接相关。他的《东山诗》中有“晋士岂清谈，底柱屹江浔”，说明他以东晋淝水之战的组织者谢安自况，同时还受朝廷重托，且是文天祥的恩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去福州为朝廷效力的可能性很大。
文天祥部将谢翱写过一首《呈王尚书应麟诗》：“寒风吹鬓影，客泪湿衣尘。千里见积水，满城无故人。船歌瓯雪尽，剑舞越花新。独忆丝纶老，相从话所亲”。这首诗选自《发集》，作于何时，研究王应麟的著名学者张晓飞博士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从这首诗来看，作者远离故土，应该是写征旅之事，并且心情不错，看来是兵锋所指，万象更新，并有邀请王应麟之意。原来文天祥、谢翱率领的勤王大军于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年初取得赣南大捷，收复很多失地，各路军马纷纷要求归文天祥督府节制。而赣南、广东梅州一带，正是瓯越故地(骆越、西瓯)，所以有“船歌瓯雪尽，剑舞越花新”，也许有人认为，广东天气温暖，怎么会有“寒风”、“雪”呢？，根据气象资料，梅县1955年极端最低气温零下7.3度，是有雪的。因为这是文天祥、谢翱取得的唯一一次大捷，因此，这首诗应该写于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并且想请王应麟一同共赴国难。鉴于此，这时王应麟不可能在鄞县老家，否则，一个义军首领送来一封这样的书信，岂不是想要王先生老命？谢翱是福建浦城人，曾于宋度宗咸淳年间考进士不第，其文集与王应麟有关的也只见上述这首诗，可见谢翱与王应麟交往应在宋德之后，否则，谢翱也就不会有“独忆丝纶老，相从话所亲”了，
由于王应麟有投奔抗元义军的可能，同时，在历次抗元斗争中，又从未出现过王应麟，那他到底去哪儿了？根据上述的分析，王应麟在宋末元初乱世中，有观望的思想。南宋以来，投降从来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它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别称“主和派”。同时，他与小朝廷宰相陈宜中不和，可能使他中途踌躇。考虑各种因素，他在闽浙边界观望时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王先生门生故吏遍天下，如袁洪等，并不缺乏与元朝沟通的途径，明儒对王应麟的气节就有颇多非议。
如果王应麟在浙闽边境，那他会去哪儿呢？庆元县相关文献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光绪版《庆元县志》载有明初庆元令董大本建王应麟进士牌坊，竹口王氏族谱记载王应麟“晚隐竹溪”等字样，在民间还传有王应麟故居等。那么王应麟是否会选择庆元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庆元对元大都来说，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比较安全。另从庆元县旅游资源普查得知，黄田镇良官田村龙头山庙建于南宋景炎年间，用“景炎”年号，可见，当时松溪、庆元等地依然在福州宋端宗的控制之下，老百姓有心思造庙，说明庆元等地远离兵戈；其次，庆元离宋端宗称帝的福州相对较近，便于权衡；第三，庆元在两宋时期人才辈出，代有贤人，儒学氛围浓厚，作为掌管两制的王应麟不会不知道；第四，王应麟精通《易》，也许会认为家乡的庆元府与这里的庆元县是冥冥之中的巧合；第五，温州都元帅府与庆元有一条便捷的商业通道——曹岭水道。有此五条，如果王应麟真在浙闽交界暂住，当首选庆元县。
清钱大昕始作《深宁先生年谱》，以家乘为主要依据，谬误很多，有些还系伪作，不足以采信。例如，为了说明王应麟是遗民典范，断章取义地选取王应麟自已写的墓志铭中的一句“其仕其止，如屋如图”，硬把王应麟比成像唐末遗老韩、司空图那样完洁，而把有损王应麟遗民形象的“学古而迂，志一而愚”丢弃一边；把袁桷的曾祖袁韶误作父亲袁洪，袁家是四明望族，怎能混淆？袁韶是宋孝宗进士，相去远矣；把王应麟爵位故意拔高，说王应麟是鄞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而《四库全书.雪窗集》附录王应麟书“孙梦观书墓志铭”落款为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宋恭帝德二年(1276年)，鄞县发生激烈的战斗，守将袁镛战死，人心惶惶，作为宋朝重臣的王应麟，岂能如此淡定地在堂上看看书，杜门谢客，这明显是不合时宜，有悖常理的，可见钱大昕说1276年“先生杜门不出，朝夕坐堂上”，纯粹信口开河。由此看来，钱谱及后来依据钱谱修改的多种王应麟年谱谬误较多，且有故意作伪，不足采信。还有许多专家及民间人士却以钱谱为依据，对王应麟在竹口隐居持否定态度，主要观点有两类，一类是认为把庆元府与庆元县弄混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明初庆元令董大本，一个朝廷命官，怎么可能把庆元府与庆元县弄错？况且董大本任庆元令，时间是明洪武十三年，这时距王应麟去世仅八十六年，时间够短的，当时有足够的线索和证据证明王应麟的行踪。另一类就是认为庆元人攀龙附凤，依附先贤，我认为这也绝无可能。从上述分析来看，王应麟“不足称于遗老”，也不是“四明文士”的代表人物，同时还颇受明儒非义，在元明时期是个声名不显的人物，作为明初庆元令董大本，没有攀附的动机。如果说是民间建王应麟坊而假托董大本之名，我们相信，村民可能会认祖宗，但绝不会冒认父亲或祖父(按时间推算，王应麟的孙子辈还在)，因此，只要明初确实建有王应麟坊，就不可能是庆元人攀附名人。由此看来，王应麟隐居庆元竹口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他的大儿子王良学于入元后第四年去逝，时年三十三岁，遗有二子，如果没有新的证据，那这一支留在竹口的可能性较大。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宋史》中的“遁”不要过度解读，史家惜墨如金，其实就是逃跑，不会是释家的隐遁。至于王应麟最后的归宿，应该是在浙东四明山某地，不会是原来的故居，专家考证的王应麟墓也存疑颇多，值得商榷。从王应麟好友陈著写的祭文“前岁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话旧，耿耿何如？”来看，陈著在王应麟去世前一年的年初去看过王应麟，这时，陈著已八十三岁高龄了，说明他们两人住所相去不远，陈著隐居于四明山，因此，王应麟隐居四明山的可能也很大。为什么宁波王应麟墓有疑点呢？从王应麟最亲近的人写的纪念文章来看，他晚年过着贫困的隐居生活，唯一的儿子王昌世给别人抄抄写写养家糊口，根本没有财力支持建造规模宏大的墓。他最亲近的学生袁桷虽然是“南士”中混得最好的，但王应麟去世时，袁桷才三十多岁，没有能力帮助王家。
由于清朝学者力挺王伯厚先生，王先生才引来众多围观，我们期待围观者当中，能提供新的线索，还原一个更加丰满的王伯厚先生。
参考文献：《宋史》、《四明文献集》(王应麟著，张晓飞点校)、《四库全书》(雪窗集)、《王应麟文集研究》(张晓飞著)、《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杨亮著)、《庆元县志》
